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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佑与西南治理

刘长佑(1818—1887),湖南新宁人,是湘军一大员,也是咸丰、同治及光绪初年一位重要的地方官员。特别是他长期为官西南,达十五年之久。其在西南,先在广西任广西巡抚(1859—1863年及1871—1875年间),后任云贵总督(1876一1882年)。刘长佑安定地方,兴利除弊,采取了很多治理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笔者所知,学术界还没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本文试图对其治理情况作简要介绍、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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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定地方

治理地方的首要前提是地方安定,而要安定地方,必须平息动乱。1859年,刘长佑任广西察使,广西此时可谓起义遍地,而主要势力有从湖南退入广西的石达开部,被称为“艇匪”的陈开部,“延陵园”吴凌云部,贺县陈金钢部等。作为广西湘军最高指挥官,为平息起义,刘长佑采取了多种策略:(一)充分利用团练。广西团练习于械斗,刘长佑“谆示以相弃嫌忿,急公战而息私斗”。官军与地主武装紧密结合起来。(二)组建广西水师。广西中贯大江,又有“艇匪”,所以“治水师实为今日要务”。(三)注意招抚。“剀切告示,开导祸福,解散胁从”。刘长佑的措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几年后,广西的大股起义基本被消灭。后期,刘长佑依然面对很多小规模的动乱,他们又多是一些抢劫掠夺的消极势力,刘长佑陆续派兵,把他们坚决镇压下去。

安定地方,还必须对地方军队的专横进行治理。在广西,一些边军“借端诓诈,倚势专横”,刘长佑分别予以严惩,“沿边员弁始渐知守法矣”。在云南,将卒骄横是当时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因滇乱“专倚练以办贼,于是豪绅悍弁半起市井无赖”,这些人横行地方,鱼肉百姓,而且“往往恃众挟制官长”,甚至连知府类的官员都有被杀害的。刘长佑一方面加强力量,调多营楚军人滇,对作恶多端者镇压,严惩;另一方面,按清例,总兵、参将、副将等武职应回避本省,刘长佑把他们分别奏调到兼辖的贵州省,云南提督也被奏调广东。于是“豪横将卒一时并解兵符,散练不敢恃以为奸,而且守土者得以稍行其法,军纪始渐肃矣”。

刘长佑镇压起义,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打击土匪和违法乱纪的军队铲除了社会的毒瘤,多年混乱动荡的社会局势终于平静下来,受战火煎熬的老百姓得以喘息,安定的局面为其他一切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整饬史治

刘长佑指出“今日之广西,拯民生当先清吏治”,又战祸“本实由官邪以贪黩供媚上之资,以粉饰为固位之计,固仍覆辙遂致燎原”。刘长佑清楚吏治的重要性,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以身作则,作出表率。屏绝一切陋规,“廉俸外无丝毫苟取”;勤于处理公文,“事无大小,文案必亲自过目过手”;穿着朴素俭约,其夫人“日督仆妇种蔬织纺,如乡居焉”。

(二)重视考察官吏,选拔人才。刚上任广西巡抚,即檄令各级“条列秘陈牧令贤否”。刘长佑发现“官吏团总科敛庸劣者,即予纠惩”。对僚属求见,无论何人,认真听取意见,谆谆告诫,在接见中寓考察之意。考核、选拔最重“操守品行”,奖贤劝能,密疏保荐,绝不令知。对新手“多委曲诱掖”,而对苟安守成者“皆讽令自退”。

(三)修复文武衙署。许多官署、仓廒、监狱毁于战火,广西官署存者十无二三。官员只能借民居或者庙宇办公,影响政府正常工作,威信也难以树立,于是刘长佑多方筹集资金,分别予以修复,使地方政府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四)刘长佑还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开支,汰节浮滥,禁止官员滥派差役。对候任边远地区的官员给予津贴或借以廉俸,促其上任。

刘长佑的措施,限制了官员的腐败和对老百姓的掠夺,广西、云南吏治大为改观。广西“一时吏治民风逐渐蒸蒸丕变”。吏治的改观挽回了人心,重建了统治秩序,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管理。

三、恢复发展经济

战后,民生极其凋敝,经济亟待恢复发展。为此,刘长佑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减轻人民负担。刘长佑对历年积欠钱粮一律豁免,现行征收也或缓交或减少成数。广西例贡百合粉、肉桂、三七等物,又要求采办楠木等大材,实际上这些贡品战乱后已出产无几,刘长佑都奏请免除。对云南的“按亩出夫马”,刘长佑也尽量免除。

(二)清理田亩,鼓励垦荒。因战乱,田土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刘长佑督令地方对田亩重新丈量清理,“侵占者饬归本业,隐漏者补造花名,荒芜者随在招垦”。为提高垦荒积极性,在云南,刘长佑派员先在梦雄试办,然后再逐步推广。又“督同司道,酌定章程,通饬令守随同委员先之以清查,继之以督劝,佃如贫苦贷以牛种之赀,地非膏腴,缓其升科之限,禁豪强之占夺与胥役之苛求”。

(三)提倡种桑养蚕。广西地理条件适合养蚕,而本地却很少这一风俗,刘长佑便要求地方官吏向百姓积极宣传推广。

(四)整顿厘税。清、厘金的征收无统一的标准,由各地自主,往往关卡林立,官员中饱私囊。刘长佑派亲信总理局务,办事人员抽签轮任。对贪污者革职并要求追赔。又裁员减卡,在广西减卡几十处。又降低税率,免收小货。对一些无法完成的税收任务刘长佑也奏请取消。

(五)严禁私铸钱币。在广西私钱猖獗,私钱造成市场混乱,给老百姓带来不便,老百姓常因私钱而起争执,甚至哄闹至官府,私铸也妨碍了官钱的流通。于是刘长佑筹款对私钱进行收买,并檄谕地方产禁私铸。

这些措施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广西因豁免银减少的负担就达数十万两,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荒地大量开垦,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起来。整顿厘税和严禁私铸也活跃了商业,方便了人民生活。财政收入大增,广西由需协饷变为军饷无乏,司库积银至一百余万,而云南由“承平之时即全赖各省协拔饷银”变为司库也有了一些积蓄,稳定的财政也维持了统治机构的运作。

四、提倡文教,改造民风

为提倡文教,在广西,看到文庙祭礼废坠,刘长佑就聘请教习予以恢复。镇安府士人参加岁考需赶赴千里之外的南宁,很不方便,刘长佑便改建考棚于镇安府城,看到广西书院太少,他新建了桂林书院,还聘请名儒主讲。他又捐款为全省倡,使乡试得以补行,通过捐输也增加了广西学额中额。他还严格科考纪律,“风清弊绝,士论翕然”。为移风易俗,对广西的“女耕男堕”的陋习,也通过督令垦荒劝农等方式尽量去除。对迷信活动,如广西容县巫童利用迷信建祠骗钱的活动,他一面对老百姓解释开导,一面予以查禁。

提倡文教,促进了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也笼络了人心,改善了民风;而民风的改善有利于促进地方摆脱落后的面貌,走向文明。

五、妥善处理土司问题

西南一些地方实行土司统治,而一些土司俨然就是些“土皇帝”,他们在地方压榨百姓,滥施刑罚,无恶不作、土司之间土司内部因争权夺地还常相互残杀,老百姓痛苦不堪又无处控告。刘长佑对土司的仇杀作恶积极平息镇压,镇压后为慎重起见,保留了大部分土司。为使土司受到约束,刘长佑虽然保留了大部分土司,但也对其进行了改革,“土俗派费陋规,严饬永远禁革”。在云南耿马,刘长佑还采取分插的办法,让其互相牵制。

要彻底消除后患,必须改土为流。在广西土田州,因其土司职已无近亲支系可承袭,而老百姓要求十分强烈,刘长佑便奏请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其地新设恩隆县,部分地区归入附近管辖,又派驻流官、设立学校,驻扎军队,清理田亩,“尽更从前苛政,土民如出水火”。

处理土司问题,大大削弱、限制了土司势力,加强了对民族地区的管理。也有利于打破民族地区落后闭塞的状况,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开放与发展,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六、巩固边防,抵创侵略

为巩固边防,刘长佑和冯子材等通力合作,先后对活跃在越南北圻的苏帼汉、黄崇英、李扬才等势力,进行越境剿匪,多年努力后,终于消灭了这些势力。刘长佑还对破烂不堪的关隘城堡进行了修复,并分驻重兵。

对英法的侵略野心,刘长佑很警惕,提出了很多策略:因越境剿匪而军队常驻越南,这实也起到了抵制法国侵略北圻的作用,法国的侵略图谋时时未得逞,便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刘长佑认为人驻越南“以防为剿,并可以剿为抚”,而撤军法国就会乘机侵占北圻。英国借马嘉理事件要求在云南通商,刘长佑认为民志未定应该暂缓。英法想开采云南矿山,刘长佑主张聘洋人或聘本国熟洋务者自己早日开采以杜绝他们的觊觎。刘长佑又提出讨伐日本以制止法侵略越南,主张先发制人,由滇、粤派三路大军深入越南并利用刘永福。刘长佑很多策略都很有见地,而清廷一再推延,直到1882年李威利大举入侵北圻,清廷命令三军进入,刘长佑才遵令派出了滇军,中法战争拉开了序幕。刘长佑却因病开缺回籍,离开了西南。

刘长佑的治理措施很全面,也取得良好的效果,一方面他代表了统治者利益,使封建统治秩序在重击后重新巩固,得到统治阶级的充分赞扬。其与民休息,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发展生产等措施,把老百姓从战乱后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恢复了元气,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他加强边防,抵制侵略则表现出其高尚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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