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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刘坤一与晚清政局

刘坤一任封疆大吏几达四十年,其显赫的晚年官宦生涯,直接影响晚清政局:清廷的朝政大计,帝后两党的暗斗明争,皇位的建储废立,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后还俨然而为诸侯长,领袖东南督抚,倡导互保,倡举新政,议采西法,引起了其后的官制改革和立宪风潮。

刘坤一


光绪五年(1879),刘坤一奉命调任两江总督离粤归家省亲,与两粤绅耆留别作诗云:“二十年前穷措大,三千里外远游人。”这个二十多年前的穷酸秀才,青云直上跻身封疆大吏,尤其是他显赫的晚年仕途生涯,直接影响晚清政局:清廷的朝政大计、帝后两党的暗斗明争、皇位的建储废立,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后还俨然而为诸侯长,领袖东南督抚,倡导互保,倡举新政,议采西法,引起了其后的官制改革和立宪风潮。盖棺之时,东南名绅张謇赠联挽之:“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诸葛一生唯谨慎,咸同两朝,众贤之后,新宁有光”,可见对其推崇备至。本文拟就刘坤一在光绪十六年到二十八年(1889—1902)间,即他在第三次南洋任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作一述论,向专家及同行请教。


光绪十六年(1889)十月,清廷颁布谕旨,“两江总督著刘坤一补授”。次年,又命其帮办海军。此时湘军的头面人物多已物故,能使湘淮两系保持平衡,与李鸿章分庭抗礼者,就仅有刘坤一。因此,刘的声势与名望与前两次任江督时相比迥异,清廷也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成为帝后两党竞相拉拢和依靠的对象。

此时光绪开始亲政,颇想有所作为,在宫廷内部出现了实际当权的太后与名义执政的皇帝之间的矛盾。太后倾向因循保守,皇帝倾向变革开明。以荣禄、李鸿章、刚毅、孙毓汶、徐用仪等人为主的中央和地方大臣组成后党,控制着军政大权;帝党主要是孙家鼎、志锐、文廷式、汪鸣銮、长麟、张謇等官僚士绅,奉光绪皇帝师傅翁同和为首领,从此出现了纠缠于清代末叶的“帝后党争”。帝后党争的核心是争夺政权,也反映了两派不同的政治主张,又集中在对待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态度上。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为了过好六十寿辰,李鸿章为保存淮系和北洋海军的实力,都主张妥协,寄希望于列强的干涉,以致初期战争十分被动。帝党不赞成对日妥协,主张抵抗,光绪皇帝甚至还不惜触犯慈禧的肝火,停止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针对李鸿章迎合慈禧的避战心理,对他进行了训斥,命令他督察淮军将士,“有无畏蕙纵敌情事,不得片词粉饰。”并准备起用刘坤一来取代李鸿章。随着战事的节节失败,帝党策划的“倒李风潮”就日趋激烈。在处理战事的态度上,刘坤一也十分不满后党的妥协,他指责李鸿章怕开兵端,过于持重,畏战误机以致处处落着。认为“此次中倭之衅,合肥始终不能辞咎”。同时致信军机大臣李鸿藻,坚决呼吁抵抗。他说:“倭国小民贫,势难持久,伏望主持至计,以坚忍胜之。利钝兵家之常,断不可因此遽与议款。”他积极筹备南洋与台湾的战守,还从大局出发,派出了五千湘军迅速北上以作支援。但他深恐湘军今非昔比,“于北地甚不相宜”,东征难免不蹈刘长佑当年在直隶被捻军大败的覆辙。更恐继李鸿章统军,“临敌而易统帅,军心解体尤非所宜”,所以刘对帝党的“倒李风潮”颇不赞同。在朝廷内外愤怒舆论的攻击下,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但刘坤一还是说,“然此时若攻击去之,谁堪接手?大局更不可支,懿旨曲加勉慰,责以收效桑榆,自是妙用。”其后在翁同和等的极力推荐下,清廷颁布上谕,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前线指挥。刘还是以年老力衰,不熟悉东北地理情形,各军统将多不相习为由固辞,建议让他在督办军务处理军务,或统带一、二十营湘军俾当一路之师。他仍希望李鸿章能挑起抗战全任,但李却毫无战意,不仅命令北洋舰队停泊威海军港,不准出洋迎敌,而且他本人在受了处分之后,就丢下战局不管,告假回家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刘坤一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勉任其难,接受了钦差大任,不顾衰体病躯,及赴山海关前线视师。

但清政府本无心抗战,且不论后党的投降妥协之声甚嚣尘上,就连主战的帝党集团也只是抱着“另简重臣,以战求和”的方针。在派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的同时,就已派人赴日求和,他们只不过是企望刘坤一侥幸出师获捷,效中法战争故事,得以体面求和罢了。此时日军欲速战取胜,迫使清政府投降,加紧了对我辽东、辽南地区的疯狂进攻,并寻求与北洋海军决战。由于吴大徵等将领求胜心切,轻敌蛮干,关外战事连连遭受挫折,匿于威海的舰队则由于执行李鸿章的避战方针而导致全军覆没,战事的挫折又进一步加快了投降派的求和步伐。刘出关不到三个月,他刚刚布置完山海关内外的战守,正在整顿布置关外各路防军,以冀蹈隙攻举之际,《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就传到了前线。刘坤一愤慨不已,召集诸将面商,皆欲一决死战。他迅速致电督办军务处,极力反对割地赔款,坚决要求废约,并提出了“持久”、“苦战”的建议。他认为日本表面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几个月的战争,敌国人力、物力、财力都几乎消耗殆尽,现在敌我劳逸之形已显,我若坚持再战三战,敌力尽势穷又何能久留。但刘的建议未能被清廷接受,最后仍以屈辱签约告终。帝党集团虽认为屈辱太甚,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坐视那拉氏和李鸿章放手求和。刘坤一感叹“惜乎吾谋不用”,对此极其沮丧灰心,一面深深自责,以受任无功自请严议,还以病重待治为由乞恩开缺归还故里。另一面还对帝党的处境深表同情,他致信翁同和说,“前承手书赐答,训勉殷拳。曾几何时,局势一变,承明人对,不知如何咨磋,朝夕论思,不知如何痛愤,难乎为我皇上,亦难乎为我公矣!”正是在甲午和战的问题上,刘坤一对后党误国的愤慨,对帝党处境的同情,使得他在其后的七、八年仕途生涯中,政治态度明显倾向于帝党,在戊戌、己亥、庚子等年的事变中,才不惜冒着随时丢官丧命的危险,凛然而出反对那拉氏废黜光绪帝的阴谋举动。


刘坤一乞恩开缺的辞呈未获批准,清政府欲将他调任北洋。他认为此官难做,鉴于昔日左宗棠入值军机受尽揶揄,今之李鸿章受人唾骂,因不愿自取其辱而抵死固辞。清廷只好让其重回南洋任上。

康、梁“公车上书”后,维新变法起,光绪皇帝表示不愿作亡国之君,极力想从慈禧的淫威下抬起头来,尽管帝党和维新派的政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要求救亡图存这一点是有所共鸣的。同时,维新派想借皇帝之力,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帝党也想借用维新派的舆论力量来达到掌握中央实权的目的。但是这两派的力量都小得可怜,仅有一个无权的皇帝,几个未握实权的大臣,再加上一群无权无勇的书生,他们最大的苦闷就是缺乏实力的依托。刘坤一这个手握一方军政大权、政治上又倾向帝党的两江总督,就为他们所特别倚重。但刘坤一对太后与皇帝的忠心却并无二致。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刘去山海关前入觐慈禧,太后谈及安维峻的奏稿,说其离间她母子。刘劝说道:“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臣所虑不在内庭而在外庭,寺宦多不读书,鲜知大义,以天家母子异居难免不以小忠小信往来是非,不可不杜其渐。”慈禧亦格外予其殊荣,赏赐御书福、寿字、松寿字各一幅,谈话时间几达一个半时辰,赏饭銮仪殿,此待遇都是其他大臣未曾有过的。她对刘问寒问暖,叮咛赴山海关要多带衣去,还称刘之操守为天下督抚第一。刘为之感激涕零,他在《慈谕恭纪》中说,“窃尝披览史册,战国时赵君王后于触龙、宋高太后于学士苏轼君臣之间,脱略形迹,谆谆告语,如对家人,诚千载一遇也。坤一以封疆外吏,仰荷慈恩,至渥极优,敢不谨录存以垂不朽。”

刘坤一在帝后党争中,其政见则有明显的倾向,这又主要表现在他与帝党首要人物翁同和的深挚交谊上。刘、翁交谊可上溯到光绪初年刘二任江督之时。在京觐见期间,刘、翁多次深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翁叔平品评政府诸公,恰如其分;于中外交涉,肯窍亦极了然;至于临大事、决大机,侃侃而谈,不惜一深虚名以贾国家之实祸,不能不令人心折。”他还对王先谦说:“方今人材,唯我先生与翁叔平。”翁对刘亦十分推崇,他说,刘坤一“朴纳有道气,迥非时流所能及。岘庄谈时事,至于挥涕,吾侪独不能出亦言乎?此人具有深识远见。”甲午战起,翁极力推荐以刘来取代李鸿章。刘对后党的一意求和妥协以及帝党未握实权的境况甚为担优,深恐未出师抗战即成虚语,因此就更希望翁同和等人在朝枢的努力,临行前以手拍翁之背说,“君任比余未重”。战后刘回江南主政,翁、刘之间,书函往来甚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堪称知己,翁的门生故旧以及倾向于帝党的江南绅商大都于刘关系甚密,江南各省遂成为帝党最为活跃的地区。翁于戊戌被黜,刘感伤不已,并为其大鸣不平。他说,“康有为案中诖误,内则有翁中堂,外则陈右帅,是皆四海九州所共尊为山斗倚为柱石者,何以贤愚杂糅至此!”

戊戌政变发生,光绪被囚,慈禧太后欲行废黜事,还盛传以治病为由致死光绪。帝党和维新派朝不保夕,朝廷上下噤不敢声。当此事机危迫之际,刘坤一不顾忌讳,披沥上呈了《太后训政保护圣宫疏》。他说:“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伺,难免借其兵端。伏望我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并请“曲赦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此疏上陈,慈禧太后摄于刘的位望,只好对光绪慎以处之。加上此疏在社会传开之后,便在全国产生了连锁反映,一时力争者踵起,形成了相当声势的营救光绪帝的运动。同时英、法等国也派人进宫“问疾”,并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干涉慈禧的“桐宫之举”。慈禧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废黜和暗害光绪的计划终未能实现。

在百日维新中,刘坤一对变法诸事的态度比较消极,对康、梁维新派的“平等”、“民权”等不感兴趣,对光绪接二连三的变法诏令,也只是“可行行之”,“可办办之”,只求其稳,不求其速。但他却偏在政变之后,连呈了多道后党不愿闻而帝党又不敢言的奏折,一面汇报江南变法之情形,一面请求继续变法。后党认为光绪仍为皇帝,其威胁甚大,因此他们不顾国内外舆论以及列强瓜分中国愈演愈烈之势,加快了策划废立阴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终发生了立溥儁为大阿哥的“己亥建储”事件。刘坤一此时正准备入京觐见,得知建储事始愤慨,继而痛哭,言当日入京面见太后陈奏。临行前他发出了《奏国事乞退疏》之急电,再次警告慈禧太后,“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他说,废立之事若成事实,全国将会人心惶惶,出现骚乱,甚至还可能导致列强的干涉。他于次年二月抵京,针对建储事面奏太后说,“天家母子与民间母子不同,民间母子聚处一室,其情易亲;天家母子深宫邃远离,难保无隔阂处。伏望皇太后听言必察,毋遽信,则小人无所施其伎俩,两宫慈孝相孚矣。”退出之后,他又对荣禄说,“今上临御二十六年,并无失德,岂可遽言废立。且虑外人诘责,此后嗣立大事将启各国干预之渐,万不可行文。”“公受慈眷最深,天下莫不知之旋乾坤在公一人耳。”荣禄遂密奏太后,建储之议始寝。事后刘坤一还得到了加封太子少保的殊荣。


围绕着帝后党争,继戊戌政变和己亥建储之后,踵接而来的就是庚子事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竟丧心病狂地利用义和团运动,来达到除掉光绪帝以及彻底清除帝党势力的目的。

就在刘坤一入京觐见期间,义和团运动已从山东向京津地区发展,并有南下蔓延的趋势。刘甫抵江宁,就闻太后主抚,并引放义和团入京。此时各国列强兵舰麇集大沽口外,声言进京护使。刘心急如焚,电呈清廷,“从古无以邪教立国者,信用此辈必遭巨祸,将来各国悍队直入都城,宗社震惊,乘舆播越,有臣下所不忍言者。”电文未发之时,左右幕僚反对甚烈,“谓此奏关系甚大,国之安危系之,公之祸福亦系之。公沉思俄倾,以手加项曰,‘好头颅,会赴菜市口耳’,立命译发。”

五月廿一(6月17日),大沽口被联军所占。端王载漪又乘机制造了联军发照会以逼慈禧归政的谣言,慈禧信以为真,大发雷霆,于廿五日(21日)对外宣战,并向各省督抚下达了“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以御侮”的谕旨。此时,以刘坤一为领袖的东南各省督抚与后党控制的朝廷之间,政见分歧完全趋于公开化,“东南互保”就此紧锣密鼓开场。

刘坐镇东南,俨然为诸侯长,四处发号施令,连军机大臣荣禄、直隶总督裕禄也在他的遥制范围之内。刘坤一说,他与荣禄是为至交,情深颇笃,中外咸知。在刘的影响下,荣禄原来顽固保守的态度已逐渐改变,成为后党中较有见地的人物,戊戌、己亥中光绪之未被废黜,荣禄着实出力不少。庚子事起,其政治态度基本倾向于刘坤一等东南督抚。他及时把京城的各种形式电告江宁,对义和团明抚暗剿,对驻外使馆明攻暗保,是东南互保在京城中最为得力的朝政大员。直督裕禄处于剿抚两难之间,刘致电裕禄道:“贼势如此,以剿为宜,先清内匪,次杜外患。若剿抚无定见,蔓延难图,各国从而干预,大局不支,惟公与荣相熟计之。”裕禄在慈禧的一再督责下,又不敢得罪太后,不得已向联军开战。但旋即失败,只好在天津含愤自杀。坐镇两湖的张之洞,也深惧慈禧怪罪,其心不决,首鼠两端。张謇在自订年谱中说,“大都南皮所不敢言”,刘再三向其陈述利害,“若仍拳恃匪以拒洋,全局糜烂,不可收拾。公任天下重寄,宗社存亡,在此一举,千祈力陈。”又言,“祖宗创业艰难,无端家居撞攘,谋国者不得辞其责。务恳切速陈奏,幡然变计,危局或可撑持。万勿再信邪说,致悔莫追。”大沽被占后,刘又再以电促,“为今计,惟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一面添兵自守,镇摄地方,饷源支绌,无论何款,先行挪用,事至危急,未可拘泥。若示南再有事,则全局糜烂矣。”张之洞遂消释犹豫之心,共赞东南互保。

就在宣战诏令颁发后,由刘、张倡首,以约粤督李鸿章、闽督许应揆、川督奎俊、苏抚鹿传霖、赣抚松寿、皖抚王之春、湘抚俞廉三、鲁抚袁世凯、浙抚刘树棠、以及粤抚德寿等联衔电告各国外部,以代朝廷表明并无开衅之意,请各国按兵停战。但事关逆旨,盛宣怀建议封锁消息,朝廷对外宣战及招抚拳民的谕旨不许宣扬,同时速与各国缔约。刘坤一认为此言“思考周密”,遂决定派余联沅与盛宣怀等人,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与上海各国领事进行谈判,并议定了《东南互保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余联沅代表东南督抚宣布,“除了正在进行战争的北方以外,宣布所有其他地区中立”,并答应不管出现什么事,一切均由刘坤一、张之洞二帅担承,断不更议。上海领事团亦表示,只要中国官员“负起和平的责任”,就不用“优虑我们这方面任何的攻击的。”为扩大互保地区,刘、张又分别致电南方各省督抚,请其赞助并参加互保。除上述联衔的督抚均表支持之外,还有豫抚裕长、先后担任云贵总督的崧蕃和魏光焘都参与互保。长江巡阅使李秉衡因与互保意见有异,刘多次靠诫他“断不可先开衅端”,终以北上护驾为名将其挤走。东南互保约款虽未经正式签定,但其条款已实际付诸实施。如此众多的疆臣逆旨而自行其是的局面,这是清代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继东南互保后,东南人士还曾提出“迎銮南下”,意在互保的基础上,以宁沪为中心,合诸省为一联邦,由刘坤一率大军,入京清君侧,罢载漪及刚毅等人,请光绪南下复辟。慈禧胁迫光绪西狩之后,又有“易西而南”、“退敌迎銮”之议,首先请求联军退出北京,接回两宫,于汉或宁成立中央政府,再强迫慈禧交出政权,以行新政。这些意见都曾得到了刘坤一的首肯与支持,但由于慈禧态度的改变,这些策略方未付诸实施。慈禧先是主动承认了东南督抚的互保之策是“老成谋国之道”,与朝廷“意见正复相同”。不久又在电旨中声明,“查销五月廿四日以后伪诏”。刘坤一大喜过望,“不禁拍案叫绝!西狩以来,惟此次纶音最为得体,而运量妙于无形,中外固结之冤,以片言解释,上下昏浊之气,以一笔扫除,不仅外人之责我国攻使馆系奉内谕等语可以消弥,即持异议者,以东南保护之约为不遵朝命,甚至指为海外叛臣,亦无所施其毒螫矣。”正由于慈禧态度的转变,刘坤一等东南督抚也改变了“坚请光绪复辟”的初衷,在议约之争中,极力保护了慈禧。刘说,“半年以来,我两人(刘、张)屡电环球,大声疾呼,苦口剖辩,无非为两宫辩尔。”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议约“会同办理”大臣的刘坤一,对慈禧、李鸿章的“量中华之物力,结尔国之欢心”的卖国举动,还是进行了极力的抗争,特别是《辛丑和约》的赔款数额及税权抵押等项,其抗争尤为激烈。乃致李鸿章恼甚,其上奏说,“臣等只有遵旨办理,刘、张等相距已远,情形未能周知,若随时电商,恐误事机。”张之洞曾气愤地对刘坤一说,李鸿章“不谓外国人易说话而中国人反难说话也,合肥谏电‘不与刘张相商’一语感甚!”在东北三省问题的交涉上,刘的表现甚为突出。他抓住了列强之间的尖锐矛盾,对驻俄公使杨儒的斗争进行了积极地策援、鼓励和支持,痛诋了李鸿章的卖国行径,终迫使清廷电令驻俄使馆拒绝签字,沙俄无奈,交还了霸占的东北三省。

在刘坤一倡导“东南互保”的同时,唐才常、秦力山等维新派人士则准备在长江流域的湘鄂赣等省发动起义,企图用武力驱逐义和团,“讨贼勤王,以清君侧”,拥护光绪重新当政。英国原计划通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宣布东南独立,选择刘坤一或张之洞为“独立政府”的首领,由于其他各国的反对,亦未征得刘、张二督的同意,遂放弃了“独立”的计划。刘坤一与维新派虽都在为保护光绪帝而努力,但在对待慈禧太后及维新政治等问题上,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刘等对帝后是始终不忘“为人臣子”的大节,只望“两宫慈孝相孚”,至于视“平等”、“民权”等则有如洪水猛兽,对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派联络会党、运动清军的讨贼勤王,其更认为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刘在此之前,就用张謇之策招抚了与自立军有密切联系的江苏会党首领徐宝山,并通过徐破获了自立军在江苏、上海地区的秘密机构。秦力山在大通发动起义,刘坤一又调兵加以镇压,继而与张之洞一起绞杀了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义。对于容阂等在上海张园召集的“中国国会”,刘认为“是自立会党,籍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把持国家政事,蓄谋甚深、甚险。”他饬令上海道“设法商阻”,同时又商于英、日领事,不准康有为的自立会在租界逗留及私运枪械,还要求新加坡和香港总督协助严查自立会众,再“通饬各属,如该逆等潜入内地,即行密奴,处以极刑。”


如果说刘坤一所倡导的东南互保,其影响主要限于南方或东南等省;那么他在其后所倡导的新政,其影响就不仅遍及了全国,而且还改变了其后的历史进程。刘在倡导互保的同时,就把实施新政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倡互保是求中外妥协以保护东南地区的安宁,其行新政则是为改变戊戌政变以来的倒退保守政策以寻求自强之路。盛宣怀致电刘坤一说,“此时拟须一面痛切罪己,一面将力行新政纲领,涣汗大号,先行实施,使天下晓然共知朝有实事而非官话”。刘复电以表赞同:“沪元电,深佩名论。中国受病在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有实学乃有实才。综览古今,参酌中外,而新政可成;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害立可见,新政终不能行矣。宫府一体,尤为扼要,是在政府得人。”

为促使清政府改弦更瑟行变法新政,刘坤一呈奏了《时局艰危谨陈愚虑折》,痛陈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六十年间,虽有庚申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北狩之耻,亦有甲午割地赔款之辱,但从未如此次之“创巨痛深”,导致“宗社震惊,乘舆迁播,生灵涂炭,元气凋残”,令人“思之痛心,言之疾首”。今议约将始,“时局至此,受亏自不待言,嗣后非坚苦一心,不足以自立;非忍辱努力,不足以图存。”他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重邦本”以改变王公贝勒的顽固守旧观念,“节国用”以使八旗自谋生计和回銮少兴土木之功,“慎教案”以珍保和平之局,“杜祸根”以重典治乱民。此折呈达西安行在后,慈禧被迫同意实行新政,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宣布维新。刘坤一马上电邀盛宣怀、张謇、何嗣昆、沈曾植、汤寿潜、郑孝胥等江南名士前往南京商谈变法,共拟新政大纲。张謇等“谋士团”一致认为,戊戌之败主要是时机未成熟而操之过急,因此决不能再蹈“躁进”之覆辙。他们起草的《变法平议》之稿,把变法内容列为三项,一是“必先更新而旧可涤者”,二是“必先除旧而后新可行者”,三是“新旧相参为用者”。他们特别把第三项看作是“上破满汉之界,下释新旧之争”的“变法之命脉”。刘深以为是,他说:“中法积弊之深,更张不易,惟有去其太远,取西法之从者,逐渐推行,久之合而为一,自可无分新旧。”在张謇等起草的《变法平议》的基础上,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合呈奏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改革内容涉及教育、军事、行政管理、国家体制和法律等五个方面,洋洋洒洒达四万余言。三折上达,全部被清廷接受,成为了新政实行的纲领性文件。第一折论述的是改革教育、兴学育才,提出了举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和派遣留学等措施;第二折论述的是整顿中法,革除弊端,提出了停捐纳、去冗吏、恤刑狱、裁绿营等措施;第三折论述的是采用西法,厘定法律,提出了练洋操、修农政、劝工艺和制定路律、商律及交涉刑律等措施。为推行新政,清政府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刘坤一和张之洞受命为“遥为参赞”,实际上则全为他二人所“遥制”。几乎所有的变法新令的制定与推行,都与二人有关。到1905年之前,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所有内容,基本上没有超过刘、张的《江楚会奏三折》。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六(1902年9月10日),刘坤一逝于两江任上,终年73岁。临终前口授遗折,陈述了任封疆四十年深受朝廷大恩,至死愈怀徒深依恋之情,“方今强邻环伺,天步艰难,惟愿皇太后、皇上敬天述祖,勤政爱民,法无论中西,而要以核实为贵;人无分新旧,而必以忠爱为先。选将练兵,籍收众志成城之效;讲信修睦,免启外人籍口之端。庶几国祚永延,民心益固。天下幸甚!万世幸甚!”清廷闻悉,“震悼良深”,上谕对其一生极为褒奖,称他“老成硕望,实为国家柱石之臣。”又加恩追封为男爵,晋赠太傅,予谥忠诚。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刘坤一的晚年与晚清政局的关系甚为密切。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等重大事件中,在朝廷内部的帝后党争、新旧角逐及其对外关系等重要问题上,刘于其中不无起着折冲樽俎的作用。在他第三次任江督之前,虽已居高位并历任了几届督抚,但其位置还远不及曾国藩、左宗棠,也略逊于曾国荃、彭玉麟、刘长佑等,清廷对其虽已重用,却并非青睐。正因如此,刘坤一对政局亦无特殊的作用与影响。随着湘军头面人物的相继离世,其名望便开始显赫起来,作为湘军领袖遂与淮军头目李鸿章相抗。甲午战起,他力主抗战,在翁同和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出任钦差大臣,以节制关内外诸军。他认真布置战守,反对赔款割地,提出了“持久”、“苦战”的建议,还支持了台湾军民官绅的反割台斗争。

(2)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刘坤一成为湘淮两系中位望之最高者。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头,其政治态度倾向于帝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变法求强,但却反对康、梁维新派的倡议院、行立宪之说,他也认为光绪的变法步伐太快,过于“躁进”。但在政变之后,他又不顾忌讳力保光绪而上了《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被帝党集团认为是唯一持“正论”的督抚。在己亥建储事件中,他又再次出而干预清廷的废立,上《奏国事乞退疏》。后党迫于刘的位望和实力,戊戌、己亥两次废置光绪帝的举动都只好被搁置起来。

(3)在庚子事变中,刘坤一俨然而为诸侯长,领袖东南督抚与各国列强议订了《东南互保章程》。其时赞同“互保”之举及列身于“互保”大麾之下者,竟囊括了东南、甚至西南各省所有的督抚大员,连慈禧的亲信荣禄也站在刘的一边。最后慈禧被迫承认刘坤一等“互保”之举是“老成谋国之道”,声明查销此前的“伪诏”。事后,刘不仅没被怪罪,还被加封太子太保。这种疆臣抗旨未受其惩而反受其奖者,终清一代唯此仅有。对刘坤一及东南互保如何评价,本文不欲深论。笔者只是认为“互保”绝非卖国之举。刘自己也曾说是“为疆土计,非为外人计”。当然也没必要否认英、美等国在长江流域及东南各省的经济利益也得到了保护。夏东元先生“东南互保是中国近代史上两有裨益的典型事例”之说,是甚有见地的。

(4)刘坤一之于倡导新政,是其一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亦是直接关系到晚清消亡的一件大事。此时清廷对其已是言听计从,从预约变法,到成立督办政务处,再到制定新政大纲,以及行政用人诸事,都基本是刘坤一与张之洞等人在运筹帷幄和遥制之中。到1905年之前的新政变法,实行的都基本是《江楚会奏三折》的内容。新政的实施又直接引起此后的官制改革和预备立宪,但由于顽固的清王朝未能适应时代的潮流,终成为挡路巨石而被推翻。尽管刘坤一所倡导的新政,仍有着很多的局限性,但新政的实行毕竟推进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得以形成,并引发了其后轰轰烈烈的立宪风潮和革命运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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