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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清王朝末期的一件大事,其作用和影响在我国近代史上素有争议。作为当时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是整个世界的关键人物。本文试对刘坤一与“东南互保”的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以期对分析“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对理解世纪之交的晚清政局有所裨益。

刘坤一


刘坤一,湖南新宁人,起家军旅,先后担任过江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在同、光时代的封疆大吏中,刘坤一无法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相比,较之曾国荃、彭玉麟,也稍逊一筹。但到了l9世纪末20世纪初,刘坤一已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和湘系政治集团的领袖,对晚清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他在“东南互保”中的突出作用,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情绪的非理性爆发,慈禧、刚毅、载漪等顽固派统治者,为了一已私利,盲目对外宣战,几乎把民族国家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而以刘坤一为首的东南一带的封疆大吏,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遵循“外须和戎”、“羁縻牵制”的外交政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与列强搞起了两不相扰的“东南互保”,不仅使东南大局免于糜烂,而且有效地抵制了慈禧等人盲目排外的政策,为清廷日后的转寰、和谈留下了余地。

众所周知,“东南互保”是庚子年间的一件大事,几乎涉及了清朝整个官僚体系和东南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刘坤一则在其中扮演了“盟主”的角色。综观“东南互保”的整个进程,刘坤一的影子无处不在,可以说是“互保”各方面力量联系的“中枢”:他周旋于列强之间,对其“羁縻牵制”;他指示并支持互保第一线的盛宣怀、余联沅,是二人最稳固的靠山;他连络东南各省督抚,商讨时事对策,领衔电奏清廷,力挽时局……同时,他也玩弄权术,上欺下瞒,不仅为“互保”打开了局面,也使参与“互保”的东南督抚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总之,在酝酿、筹划和维护“东南互保”的过程中,刘坤一充分表现了一个老资格的封疆大吏理性、坚决、老成的一面,被慈禧称为“保障东南,匡扶大局”的“国家柱石之臣。”

(一)
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兴起,中外为之震动,清廷政出多门,态度摇摆不定,各派各系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针锋相对。刘坤一对时局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首先,他对义和团运动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义和团“名为忠义,实为叛乱”,对其所谓“法术”也不认同,认为其“实不能避枪炮”,在他看来,义和团始终都是“匪患”。因此,他屡次电奏清廷,提出了“一意主剿,痛剿一二股,则余股自灭”的“剿匪”方针,这不仅是由其身份、地位和阶级性决定的,更因为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蔓延和引起的列强干预及其后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拳匪势甚猖獗,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到时,“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当然,刘坤一之所以会对时局作出如此焦虑的反应,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不像抚团仇洋派那样盲目虚骄,而是对中外、民夷力量的对比,有十分客观的认识,他认为“拳会仅恃邪术,各国非比流寇”,“即英俄强国,亦断不能受各国拼力之攻,况官军弹药有限,鏖战日久,我无接济之师,彼增数倍之兵……全局糜烂,如何支持。”正是基于这种见解,刘坤一坚决请求清延“先清内匪,次杜外患”,摆出了剿团和洋的鲜明立场。应该说,刘坤一的这种见解,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主张也有一定的先见之明,可惜这种观点并未引起清廷应有的重视。

6月中旬,清延决定“招抚”义和团民,形势急转直下,但东南督抚们并未等闲视之。当时的清朝政局,已与乾嘉盛世时有所不同,大批汉族官僚被任命为地方督抚,外重内轻之势日成,地方督抚能够参与对外交涉,握有一定的兵权饷权,“俨然成为集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诸权于一身的地方军阀”,这些都为刘坤一等人采取灵活独立的行动提供了前提条件。一方面,刘坤一不断与张之洞、盛宣怀、李鸿章等人联络,上奏清廷,除了继续要求剿灭义和团外,将上奏的重点放到保护外国使节,防止其被迫“下旗回国”,从而导致中外“决裂更速,无可挽回”的局面;另一方面,他将行动的重点放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域,首先是在长江南北调兵遣将,巩固江防,同时切实地弹压地方,防止民众暴动。而防止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染指长江、扩张利益的企图,则是刘坤一所有行动中的重中之重。

义和团运动虽然只在北方发展,但列强却都对富庶的长江流域虎视眈眈。英国是既得利益者,战争爆发后,英国不断进兵长江,炫耀武力,但此时的大英帝国,面临着新的世界格局的严峻挑战,又不得不正视自己在长江流域商业利益一落千丈的事实,还要考虑对民众暴动的抵制,因此,它虽有扩张之心,却已无扩张之力,只是“感到迫切需要维持现状”。刘坤一正是看到了事情的两个方面,他说:“长江权利,各国觊觎已久,惟畏英不敢遽为戎首;英亦因该国商务在长江为多,不敢遽行强占,致启各国戎心……在我既无敌各国之力,亦只有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因此刘坤一一方面利用列强的矛盾对其牵制,一方面又切实维护地方,保障英国的既得利益,这正是英国所看重的。另外,刘坤一也利用了自己外交上的亲英倾向来影响英国的政策,他“设法使英国方面了解,只要英国方面帮助,什么都肯做”,从而使英国相信:“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别国在长江不能做的事,英国能够做到。”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当日后刘坤一、张之洞等向列强提出“互保”的要求时,英国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互保”,并有效地带动了其他列强参与进来。应该说,刘坤一此时采取的“羁縻牵制,稳住各国”的主张,已经具备了某种比较成熟的、与清廷政府相左的意向,而“东南互保”,正是这种主张自然的延续和实践。

(二)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刘坤一与东南督抚一样,将最后的希望寄予东南一隅,“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东南互保的社会成因十分复杂,东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心所向,民性特点,甚至是东南督抚为了保全自己的势力范围……都可以看作互保的社会成因。但应该说,为朝廷开脱,为局势转寰、为日后的和谈留有余地,也是刘坤一等人筹划、维护“东南互保”的立足点之一。在筹划“互保”的过程中,刘坤一表现了少有的坚定和果敢。据载,当刘坤一、张之洞指示盛宣怀、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商议“互保”条文细节时,西太后对外宣战的谕旨传到了上海,“互保”计划的联络人盛宣怀致电刘坤一、张之洞:“适见宣战各明旨,与所议保护章程诸多窒碍,如钧意坚定,仍可办理,即请切实电示,备各领事诘问时出示,以坚其信。”在这种紧要关头,刘坤一表现得比张之洞更为坚决,他首先接受了盛宣怀的建议,不仅命令各地电信局不准传播宣战诏书,而且立即代表张之洞向盛宣怀发去回电,声称:“敝处并未奉有宣战谕旨,无论北事如何,总与香帅一力承担,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使盛宣怀能顺利地与列强完成互保协议。

刘坤一之所以敢于采取这种行动,是与他敏感的政治嗅觉紧密相关的。清廷宣战不久,“李鸿章收到荣禄的信,告诉他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作为与李频繁电报往来的同等级别的封疆大吏,刘坤一对这个信息自然不迟钝,更何况,当时李鸿章已经奉旨北上,这是刘坤一等为了达到停战议和的目的一直极力要求的,说明清廷宣战不久便有和意。另外,东南督抚也都与刘坤一齐心协力,而“他们被朝廷依为重石柱臣,有凡重大决策常以他们的意见的取舍,他们的言行举措直接影响到晚清的朝政大局”。因此,刘坤一作出“内间必有大变局”的结论是有一定依据的。

“互保”条约虽然签定了,但是为了避免匿旨、抗旨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列强疑虑,同时也为自己和同僚开脱,刘坤一极力为“互保”寻找理论依据。清廷在对外宣战前后,政出多门,连谕旨也是前后矛盾。刘坤一趁机钻了空子,他在6月26日,也就是东南互保签订当日发给张之洞的电报中,原文抄录了清廷22日下达的剿抚两难、要求各督抚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谕旨,暗示以此作为“互保”的挡箭牌,而对23日下达的宣战诏书,却只是轻描淡写地一提而过,甚至不涉及一字内容,这显然是在“择旨而遵”。到了7月初,当清廷宣战谕旨已广泛传播,再也无法隐瞒时,清廷发布的表示宣战有“万不得已之苦衷”,并赞扬刘坤一等“老诚谋国之道”的“悔战”诏书已到了东南督抚们的手中。在东南督抚们给清廷的上奏中,刘坤一又“借救使立论,带叙保护事”,从侧面向清廷暗示自己已搞了“东南互保”之事及其必要性,使清廷有口难开。因此,刘坤一等人始终没有因抗旨而丧失权威,而他们的“择旨而遵”,却为稳定当时的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坤一之所以能成功地充当“东南互保”的“盟主”,是与他老成的政治家本色和技巧分不开的,也是跟他在大敌当前之时,能够排除个人恩怨和一己私利,与张之洞等人精诚合作,结为“同志”分不开的。“东南互保”的另一主角张之洞,虽然在某些事情上犹豫不决,但仍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实践性的建议,刘坤一对此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例如,当刘坤一将“互保”条约的内容电告张之洞时,张认为江南制造局地位特殊,英国已有过“帮助保护”的请求,因此有必要将制造局的有关事项列入“互保”章程,独立成款。刘坤一欣然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于是便产生了“东南互保”的第七款:“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即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从而打消了列强的疑虑,也排除了其干涉的可能性。

(三)
“东南互保”条约虽然签定了,但是国内外的局势依然惊涛骇浪,“互保”局面几次险被打破,刘坤一等人又投入了维护“互保”、缓和紧张局势的行动中。

互保条约签订后四天,清廷发布谕旨,指示各省停止偿还外债。刘坤一立即意识到这将对东南局势产生严重的影响,他说:“各项洋款,系关税、厘金作抵,若不还款,各国必以兵力据海关、厘局,并扰边省,处处受敌,防不胜防”,不仅“战事断无把握”,而且还会影响东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天下骚然,商贾停歇”,“外侮内患,同时并起,将有土崩瓦解之势”。在他的号召、领衔下,7月11日,数位大臣联名上奏,请求照旧还款。由于当时东南一带的经济对北方有重要支持,慈禧在西安等地的费用,几乎全仰仗东南接济,因此刘坤一在上奏时,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停还洋款对内地税厘顿减、饷源无从接济的负面影响上。清廷无奈,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仍照案按期解还,示大信而保饷源。”不仅如此,当刘坤一得知广西巡抚等人仍请求清廷停还洋款时,为预防万一,他立即致电荣禄,请其“力为主持,奏明将原摺留中不发”。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刘坤一等人的努力,使清廷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国际纠纷,也避免了与列强的彻底决裂。

虽然东南督抚大多积极参与“东南互保”,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江苏巡抚鹿传霖便是“互保”的反对者之一。他竭力想遵循清廷宣战的谕旨,一度被英国称为“应当密切注意的最危险的人物”。为了确保“互保”的顺利实施,刘坤一再次采纳了张之洞的意见,7月7日,以陈凤楼部队的兵权相交换,刘坤一调鹿传霖北上勤王,与“互保”谈判初期打发李秉衡的军队北上一样,刘坤一运用权术,又排除了“互保”的一个障碍。

根据“互保”条约的规定,东南督抚必须维持地方治安,在这方面,刘坤一担当起了统筹全局的责任。7月底,浙江发生了民众杀死县令、焚烧教堂、杀害洋人的暴动事件,浙江地方官无力镇压,只好请求刘坤一帮助。刘认为应“迅速剿办,免蹈直隶覆辙”。8月1日,他选派袁树勋到浙,“不分畛域,相机与浙营会剿,务期一鼓荡平”,很快稳定了形势。同时,刘坤一还迅速平息了江西抚州等地的“闹教”事件。在当时,这种釜底抽薪的方式,不仅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秩序,而且从根本上杜绝了列强干预借口。

当然,刘坤一搞“东南互保”,只是将其作为“救急要著”,而非长久之计。他认为东南和全国始终是命运相系的,因此,促使清廷“剿匪”,促使中外双方停战、议和,便成了刘坤一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因为这不仅是“东南互保”的目的所在,而且是“互保”局面得以维系的根本条件。由于“互保”产生的良好形势和东南地区的特殊地位,刘坤一在这段时间表现得尤为活跃。他力奏清廷,请求给李鸿章谈判的全权;他领衔弹劾董福祥、刚毅等庚子事变的“罪魁祸首”,为议和排除障碍;他极力要求清廷保护各国使节,使清廷认识到“非各使安全,转圜无望”。不仅如此,他还频繁联系中国的驻外大使,试探各国口吻,请求日美等国调停,利用东南的有利条件,要求英国促进议和……

如果说,在庚子事变前的几年间,洋务派被排除在清廷最高决策层之外的话,那么经过“东南互保”,刘坤一等洋务运动的中坚则又能够对清廷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清廷日后的举动正是按他们的意图进行的,而“东南互保”也最终得到了清廷的认同。

总之,在“东南互保”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理性、坚决、老成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虽然有人评价他“暮年畏事”,一生“碌碌无显绩”,但他在“东南互保”中的作用却是青史昭然的,正如张之洞所说:“(刘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担大事,有古名臣风。”应该说,对刘坤一的这种评价,在“东南互保”中是得到了明显的印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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