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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顺的灯花教与贵州的号军起义

清咸同年间爆发的贵州一号军起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招聚兵马数十万,占领地区数十州县”,在当时苗军、回军等的配合下,打击了贵州的封建统治,控制了几乎整个贵州,活动了近十四年。对于这次起义的原因和经过,清人笔记和一些志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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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同年间爆发的贵州一号军起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招聚兵马数十万,占领地区数十州县”,在当时苗军、回军等的配合下,打击了贵州的封建统治,控制了几乎整个贵州,活动了近十四年。对于这次起义的原因和经过,清人笔记和一些志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但对于这次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刘义顺和灯花教,却记载甚少。诸如刘义顺的生平、灯花教的情况、性质及其渊源,或者语焉不详;至于刘义顺和灯花教是如何发动和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有什么经验教训等,也都缺乏讨论。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就正于学术界。

一、刘义顺和他创立的灯花教

刘义顺,约生于清乾隆末嘉庆初。原籍湖南宝庆(许多方志和清人笔记谓其为四州涪陵人,实误。此据刘义顺“供词”),迁居四川宜宾县。曾过继给郭姓作继子,名郭建文(或作见汶),归宗后方改名刘义顺。约于道光初年(时年三十七岁)在宜宾拜杨光明(以游方算命作掩护的白莲教徒)为师,法号“依元子”,此后创立灯花教。据说“其术以半夜诵经拜灯,令开花如斗”(《瓮安县志》卷三),故以灯花教名之。后因在宜宾存身不住,乃潜往外地秘密传教。除四川外,曾去过贵州、湖北、江西、浙江、湖南、甘肃、河南、山东、陕西、云南等省,每省都留有徒弟负责传教。其中以去贵州、四川、湖北的地方最广,传徒也最众,仅贵州“余庆、湄潭、瓮安、施秉、思南、石阡、都匀、麻哈等处,习其教者不下数万人”(《续遵义府志》卷二十六),咸丰初年去四川涪陵,住顺城街光裕行,以开棉花行作掩护,继续传教授徒。涪陵马四、刘文礼准备起义,知道刘义顺在各省传教,教徒众多,邀刘参加;刘义顺认定他们不能成事,在起义之前,即已“先期潜往贵州”(刘义顺“供词”)去了。后马四、刘文礼于咸丰七年二月起义于涪州,攻占鹤游坪,不久失败。当时官方文件,私人笔记和后之方志,多谓刘义顺参加了这次起义,在起义被镇压后才逃去贵州,这种说法是不符事实的。光绪《涪州乡土地理》卷一也说:“刘汶(文)礼为妖人刘义顺党羽。义顺匿州城,以邪术煽众。咸丰七年,密谋五月倡乱。以教中王巴颈案破,谋泄,义顺逃。汶礼惧诛,遂先期纠党破鹤游坪,戕州同昆秀”。刘义顺这次去贵州,立即投入组织号军起义的工作(苗军中亦有较大影响),直至同治七年六月战败被俘牺牲。在此期间,还于同治五、六年间通过义子刘汉忠在湖北荆州地区,举行过起义,因条件不成熟,起义很快失败。

灯花教的情况和性质如何?公开的历史资料几未涉及,只说它是“白莲教的遗孽”,(《瓮安县志》),对于它的经书、教义以及组织情况等,则无只字记载。现在从清档案中可以见到它的概貌。据同治五年湖北被捕的灯花教徒杜守材“供词”’(存四川省档案馆。下未注出处者,同此)说:“教内经卷是《误性穷源》、《金丹载要》、《指路宝筏》、《玉皇心经》、……,供神是瑶池圣母、无生老母、燃灯佛”。可惜这些经书已全被清王朝焚毁,现已不能一睹其内容。至于所供之神,除此处所提外,还从案卷中看到:湖北方面的教徒几乎每人都用红纸书写“无生老母”的牌位,供奉于家中。可见“无生老母”是该教最受崇敬的神。“无生老母”首创于明正德年间的罗教(见罗教经卷《苦功误道卷》和《巍巍不动泰山根深结果卷》,提出“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诀),被视为最高神。说她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她生下伏羲和女蜗,兄妹二人结为夫妇,才繁衍了后来的人类,故为人类的始祖。她不仅是创世主,又是救世主,据说她有九十二亿皇胎儿女,堕落在红尘中受苦,只有待她的拯救,才能脱离苦海,弥勒佛就是她派来人间拯救儿女的。自罗教创此神后,白莲教其他支派几乎无不崇信。直至清代,信仰始终不衰。清道光时,河南无生老母庙宇还十分普遍。灯花教如此崇信无生老母,将其牌位供奉于家,证明它必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

灯花教的基本信仰是“三佛说”,谓“三佛掌管天地人。大佛是混沌世界,二佛是黄昏世界,三佛是清平世界。三佛是弥勒佛”。这种信仰来源于白莲教的“三际说”,认为世界从开创到最后,要经历三个时期:过去是“青阳”期,由燃灯佛掌世;现在是“红阳”期,由释迦佛掌世;将来是“白阳”期,由弥勒佛掌世。现在由释迦佛掌世的“红阳”期,是大灾难时期,人们要遭大劫,只有弥勒佛出来掌世,变“红阳”为“白阳”,天下才得清平。因此宣称“红阳劫尽,白阳当兴”(清黄育楩《破邪详辨》)。这种“三际说”为元明以后白莲教各支派如罗教、弘阳教、八卦教、天理教、清水教、青莲教等所共同信仰,屡见于它们的经书中。灯花教所谓的大佛、二佛、三佛,显然就是上述三际说的翻版,指的就是这三佛所代表的三个不同时期。从这里仍可证明灯花教确是白莲教的支脉。范文澜同志认为灯花教是天主教,其领导的号军是天主教军,实是有失察考。

灯花教的组织情形、教规、教仪等,也仅得其略。刘义顺是总教主,在贵州、四川、湖北等地广大教徒和贵州号军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被尊为依元祖师,称为刘祖祖。当时镇压号军起义的刽子手唐炯曾在所著《成山老人自订年谱》中说,教内有主教、大师傅、二师傅等名目,不知确否。教徒入门称“皈依”,后即称“开世”,久奉教者称为“引恩”、“保恩”、“天恩”等名目(见秦银匠“供词”);传教称“开道”,告反(造反)叫“开张”,纠人名“办卒”,敛钱名“办饯”(苏大益“供讯”);教内徒众又分动静两门,动门习教造反,静门传徒敛饯(李心宽“供词”)。将教徒分为两门,亦白莲教许多支派的传统作法,如八卦教分文卦、武卦,文圣人、武圣人;清水教分文弟子、武弟子,文弟子运气炼功,武弟子习拳棒;青莲教分青家、红家,青家焚香诵经,红家外出造反。

灯花教的渊源如何呢?这是前人从未涉及的问题。《瓮安县志》说它“又名青莲教,又名清水教”;咸丰七年被捕的涪州灯花教徒秦银匠则说“人称青莲教,实为无为教”;同治六年湖北被捕的灯花教徒李得珍、杜守材等又自称习的是“金丹大教”。这些都是讲的该教名称,并非讲它的渊源,而且众说纷云。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我认为灯花教的渊源是道光年间的青莲教。第一,青莲教出现于清道光年间,流行于四川、湖北、湖南、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在四川的一支,又称龙华会,曾于道光二十五年举行过起义。刘义顺恰好在此期间拜杨光明为师,以后才创教传徒。青莲教内的“首领人物称依法子、依精子、依成子……等等”(喻松青《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下引青莲教材料亦见此文),杨光明给刘义顺取的法名恰巧也是“依”字排行,叫依元子,所以很有理由惑疑杨光明就是青莲教徒。第二、就二者的组织、教规等看;青莲教奉达摩祖师、无生老母,灯花教奉瑶池圣母,无生老母,燃灯佛,都以无生老母为最高神;青莲教内有“三规五戒”,教徒“分青、红两家,青家焚香诵经,红家外出造反”,灯花教也守“三规五戒,打坐运气”(杜守材“供词”),也分动静两门,动门习教造反,静门传徒敛钱。所有这些,都可看出灯花教和青莲教是十分相似的,它证明灯花教实由青莲教衍化而来。可以设想:道光年间四川青莲教起义被镇压,组织基本瓦解后,刘义顺为了继承其前人事业,遂将原来的青莲教改换名称,同时也适当改变某些经书教义,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灯花教,但青莲教的很多内容仍被保留下来了。

二、刘义顺和灯花教是怎样组织和领导号军起义的

这次起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贵州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贵州大部分地区如东北铜仁等四府,农田较多;但耕作粗放,单位面积产量很低。许多农民一年收获不足全年食用,竟有只敷三、五月消费者。而田赋的征收率却很高,名义约十分之一,实际需缴纳产量的三分之一才足税额。清政府还要改行“折征”,要把粮析成现金来征收,“每粮一斗,人民卖三、五斗始能敷其数”(俞樾《春在堂文集•戴鹿芝墓表》),人民最痛恨。咸丰七年,清政府又开始征收“捐输”。比折征额又增加了一倍。这样,汉族人民真是活不下去了。对于苗民,最大的暴政是夺产屯田,将所谓苗民绝户的田夺给军队耕种,每个军人占地三十亩,苗民生齿日繁,许多苗民已无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其次,自清乾隆初镇压苗民起义后,有所谓永不征“苗粮”的许诺,以后虽不再公开征粮了,但却巧立名目掠夺苗民。“有曰采买者,名为官发价买苗民米以养兵,苗民实不得价而所求无制。害更甚于征粮”(清罗文彬《平黔纪略》卷二)。还有所谓“夫差”(无偿服徭役)、鸡粮(一鸡折收银数两)等。“他如差徭之苛敛,狱讼之需索,胥吏之抑勒,不知凡几”(同上书)。再加上土司、官吏、军队的勒索,苗民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了。连清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黔中盗贼每由迫胁。始而厘税,既而捐输;或指为叛党,或诬为逆谋;破家者有之,禁毙者有之,横罹杀戮者有之。敲骨剥髓;铢积寸累。……为盗贼尚有生机,为百姓悉皆死路”(清太常寺卿石赞同治六年奏)。因此到处是愤怒的群众,整个贵州象布满了干柴。革命条件业巳成熟了。

为了发动人民起义,灯花教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他们通过扶乩造言:仙人降鸾,巳判出清王朝天下不久了,要由新皇帝出来扭转乾坤了。这个新皇帝是弥勒佛降世,已降生于东门外李家,是“咸丰壬子年(元年)生的。……定是真明(命)天子”。并说灯花教是“黄红白三甲会合,又是刘朱李三教会合”。“红甲头目朱士洪,即朱牛八,是广西人;白甲头目郭老板,名见(建)文,是四川人(此指刘义顺,见前),……黄甲就是刘先保,是四川梓桐县人”。这三甲共同辅佐李皇帝,“将来同扶李皇帝登基”。为了便于动员群众,他们还编了不少歌词,如“弥勒佛来转乾坤,龙虎□□传法言。三甲会合刘朱李,莲花国中反后天”。他们还仿照天理教那样,将四川、湖北、湖南、河南的某些地方,比作人身的头、足、脑、腹、心,以描绘未来的战略。说明先取何地,后取何地,到了攻“心”,清王朝的统治也就完了。

在舆论宣传工作的基础上,他们又作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是武装力量的准备。这是分别两种不同情况进行的:第一、在灯花教组织力量较强大的地区,如湄潭、思南、瓮安、贵定等地,利用统治阶级号召“办团”(用以镇压不断发展的起义)的机会,自办“私团”,直接组织革命武装;或趁豪绅办团时,将教徒大量输送进去,使之变为教徒能控制的武装。前者如刘义顺和何恭言(又名何冠一)趁“办团”的“合法”机会,在安化县江(或作刚)家寨办起了致和团,兵士皆为教徒,这是以后白号的基础武装;后者如胡胜海(又名胡黑二)趁协助冷鸿才筹办济安团(也在安化)的机会,尽量将教徒接收入团,全团人数一万多,奉教者上万,不奉教者不及千人。后在胡胜海领导下起义,成为黄号的组成部分;另外,还有一个由安某组办的灵觉团(在湄潭),基本群众仍是教徒,后成为白号的组成部分。第二、在灯花教力量较弱的地区,如铜仁、黔西县等地,则在群众自发斗争的基础上,相机组织革命武装,待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铜仁府的红号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

首先是铜仁地区的红号,以反折征为口号,于咸丰五年(1855)十月打响了起义第一枪。咸丰四年,铜仁举人徐廷杰等带头反对折征,倡议仍以实物缴纳,集众担谷入仓纳谷。官府不收,群众将谷扔在府署而去。咸丰五年,民议如前。时有灯花教徒吴劳劬(统治者污为吴劳苟)借此机会“铸军器,置旗帜号衣”。“九月二十八日集数千众,阳称纳粮,担谷诣郡,而阴备军械随之”。十月初二日,“冲陷北门,劳苟、福林等各率其属盛陈刀矛旗帜蜂拥入城”(光绪《铜仁府志》),攻占了铜仁城。因这支队伍以红巾裹头,故称红号。当时贵州的清军很少,且缺乏战斗力。起义军攻占铜仁后,接着攻陷松桃、思南、印江、石阡、玉屏、青溪等,一月之内,贵阳以东四府所属十余县,全被攻克。后湖南凤凰清军入黔,会同黔军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袭占铜仁城,徐廷杰、吴劳劬等牺牲,起义失败,余部星散。

但红号在印江的部分未受损失,于同年三月在田瑞龙等领导下,联合苗军,再度起义。重占铜仁、松桃,部队发展很快。但是红号未趁敌人兵力空虚之际,巩固部队,而在敌人“和谈”诱骗下,放松警惕,准备秋收。待湘军再次入黔袭击,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十一月五日全部撤离铜仁。田瑞龙被俘牺牲,起义最后失败,余部后合入白号。

第二支号军是黄号。由贺昌明(或作昌铭,又名鸿恩)、沈中和(或作钟合,又名大六)、何得胜(敌人污为何二强盗)、王廷英(又名超凡)等人领导。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贺昌明、沈大六等起义于麻哈州之谷洞及凯里(有苗民参加),攻清平,不下,又攻平越州之高视、大梁田等地。瓮安之何得胜、王廷英等起义应之。他们头裹黄巾,称为黄号。咸丰七年闰五月,贺、何等参加都匀、麻哈、清平的斋苗军联合起义。何属贺部,由于互相间意见不合,贺、何等回瓮安单独活动。咸丰八年二月,胡胜海率安济团起义,为黄号另一支。咸丰八年十一月贺昌明病死于黄平金坑,遗嘱以陈绍虞为文定王,何得胜为武定王,统辖贺部,在开阳一带活动。此后在黄号何得胜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咸丰九年五月攻占平越之尚大坪(或作上大平),以之作根据地,此后四年,经常与清军争夺清水江要隘王卡(平越西八十里)。

第三支号军是白号。由刘义顺直接领导,何恭言副之,这是号军的主力。基本队伍是致和团,以反捐输为口号,于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头裹白巾,起义于思南府城北四十里之鹦鹉洲。迅速占领思南府城后,分兵北攻印江,西南攻石阡,西攻湄潭、龙泉、皆克捷。咸丰九年十月击溃清贵州提督蒋玉龙军,占领偏刀水,以之为根据地。随后陆续扩大占区,西抵遵义,北至川边,南至清水江,东至镇远、铜仁,东南与苗军、斋军占区联成一片。清军只占有一些孤岛式的府县和山寨。

以上三支号军自咸丰五年相继起义后(红号起义失败,余部转入白号),不几年间控制了遵义贵阳以东地区,南与斋、苗友军相接。且在咸丰九年左右,相继在婺川、龙泉、湄潭、石阡、余庆、瓮安、施秉、平越广大地区,建立和巩固了大批根据地,主要的有黄号之轿顶山、荆竹园、尚大坪;白号之江家寨、偏刀水、城头盖等。形势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最高的领导中心,以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为此目的,在刘义顺的主持下,于咸丰十年,在湄潭县的城头盖,推戴伪明裔朱民悦作朱王,或称秦王,总统各部号军。国号江汉,建元嗣统,铸嗣统钱散行之。还在城头盖建造宫殿府署,拜刘义顺为相,又建昭忠祠,祀何恭言等(恭言巳病死,由其子继述统其众)。

大约在咸丰十年以后,黄白号逐渐向西发展,白号势力伸展至毕节、大定一带,黄号军锋直指省城贵阳。随后黄号在何得胜领导下驻军开阳,与进驻贵定的苗军和进驻都匀的斋军联合一致,挺进贵阳,军锋直薄贵阳城郊,清军只能龟缩在贵阳及附近少数据点内。黄、苗联军曾长期活动于镇西、卫城、定番、修文、安顺、安平一带,使贵阳成为一座孤岛。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同治六年。这是号军向上发展的时期。

三、号军起义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四川蓝朝鼎的牺牲,全国革命即转入低潮,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号军的变化。从同治四年起,清王朝开始腾出手来对付滇、黔义军,抽调部分川军、湘军入黔。但这时川、湘军的战略并不统一,各不配合,一攻号军,一攻苗军,“只好办得防堵二字,剿则殊未易言”。(《咸同贵州军事史》第二编)故对号军的威胁尚不大。同治六年,清王朝决定了先黔后滇(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战略和先攻号军后攻苗军的策略方针,并作了三路进攻号军的计划。恰在此时,黄号著名领袖何得胜病死在轿顶山,这实际是号军由发展到失败的转折点。在这之后,黄号在保守派陈绍虞的影响下,改过去进攻为防御,黄苗联军因此瓦解,贵州局势发生了急剧的逆转。同治六年十二月,湘军补充七千余人由席宝田率领入黔,川军一万二千人由颇为“能干”的刽子手唐炯率领入黔,与原李元度部三路会攻号军。唐炯又采取了恶毒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以招降纳叛辅助反革命进攻,使号军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治七年正月,黄号根据地荆竹园被攻陷。三月,朱民悦于觉林寺战败被俘牺牲。四月,白号重要根据地偏刀水失陷,何继述等被俘牺牲。其他根据地如玉华山、轿顶山、尚大坪等也在叛徒策反外敌进攻下,相继于五、六月失陷。刘义顺在六月尚大坪失陷时,与其徒秦崽崽率部分号军突围,欲入苗疆再图发展,在扬保河被俘,后被押入成都凌迟处死。至此,号军起义最后失败了。

号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创造的英雄业绩,却是不朽的。英雄们驰骋于乌江两岸凡十四年,大半个贵州皆在掌握之中。雄师到处,省城几成齑粉,军威所向,顽敌尽皆胆寒。清统治者惊呼:“皇路荆榛,圣道息灭,悠悠长夜,良可叹也”。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这曲壮丽凯歌,将永远载于中国革命的史册。但是作为组织领导者的刘义顺和灯花教的功绩也不应抹煞:

第一、他们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点燃了这次革命烈火,促进了起义的爆发。号军起义的发生根植于贵州深刻的社会阶级矛盾,是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要使这矛盾发展成革命,还需加上人们的主观努力。客观的必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才会有革命的诞生。当反动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横征暴敛,敲骨剥髓,逼得群众走投无路时,是刘义顺和灯花教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才使群众的愤怒变成了巨大的革命怒吼,才使遍野的积薪燃成了燎原的大火。这煽风点火之功,集涓成流之劳,自应永彪史册。

第二、他们根据革命需要,在根据地内实行了许多革命措施,使广大群众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根据地内废除了清廷强迫人民剃发留辫的规定,一律蓄发,以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只向各山寨征用一定数量的粮食;军队实行屯田制度,且耕且战,以减轻群众的负担;将土地分给农民,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实行这些改革后,根据地的粮食是充足的,还有余粮与外地交换。这些都使根据地人民的元气有所恢复。

第三、许多灯花教徒和号军领袖在革命斗争中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表现了革命的大节,推动了革命的进程。和任何一次农民革命一样,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出现了少数变节者和叛卖者。与这些软骨头成鲜明对比,也出现了象刘义顺、何得胜、王廷英、何继述、朱民悦一大批大义懔然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发动起义,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为了推进革命事业,冲锋陷阵,驰骋沙场;当强敌压境,处于逆境时,他们视死如归,勇往直前;当敌人软硬兼施,甘言诱降时,他们横眉冷对,义正辞严。正是这批革命硬骨头,带动千千万万的革命大军,创造了不朽的英雄业绩。

但是,这次起义与一般农民起义不同,它是由一个民间宗教领导的。虽然基本解众仍和一般农民革命战争一样是农民,但不同的是他们又大都是灯花教的群众。因此这次起义既会被打上农民阶级的烙印,又会被打上民间宗教的烙印;既会受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影响,又会受民间秘密宗教思想的束缚。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

第一、缺乏集中统一的军事、政治指挥中心。随着斗争的发展,地区的扩大,加强军队和政治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客观的要求。但据唐炯《成山老人自订年谱》载,号军的军、政组织基本上是以宗教组织为主干建立起来的,宗教的主教、大师傅、二师傅等,就是军队的各级领袖,有元帅、将军、千里等职;这些军事领袖同时又是政治上的王、公、侯,是各驻区政治上的负责人,可谓一身而三任焉。这种组织结构的出现,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有其必然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致命的弱点。因为宗教的领袖并不一定都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格人选,由这些人来指挥军队,处理政事,无疑不利于战争的胜利进行和根据地的建设;特别是这种民间秘密宗教,因为长期处于无权公开活动的地位,分散性特强,平时传教各地都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思想习惯带进革命队伍中来,势必在某一天,会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革命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这一点刘义顺是看到了,在咸丰十年拥戴一个伪明裔朱民悦出来作朱王。《都濡备乘》说,刘义顺是因为号军领袖各自为政,无法领导,才采取了这个措施。但这个愿望落空了。罗文彬《平黔记略》卷十说:在拥立朱王以后,黄、白各号仍是各据山头,虽“以义顺为总,有轻之者,亦有阳奉阴违者”。刘义顺仍然是一个空头教主,朱王只是一块空招牌,各自为政的局面依然故我。这样一来,各部号军的力量就无法集中起来,进行大的战略行动,最多只能各保山头,条件较好时,可得有限的发展,条件恶化时,自保也嫌力单了。这种各自为政的顽症正是号军长期停滞、不能利用大好时机(咸丰十年至同治六年间)以图更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这个顽症还使号军显得十分脆弱,当咸丰六年敌人转守为攻后,三支不大的敌军仅用二十天时间就打垮了黄号,不出半年就消灭了整个号军。这一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第二、缺乏必要的战略措施。黄、白二号在基本控制贵州东部以后(大约在咸丰九年左右),革命形势是很好的。如能趁此时机,加强革命内部的集中统一,再订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计划,踏踏实实地进行工作,是很有可能创造出更大局面来的。这个战略计划包括部队的整顿建设,战略战术方针的制定,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等等。但灯花教和号军的领袖们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在一长达几年的时期内,只注意了少数几个据点的建设和巩固,忽略了整个占领区和游击区的建设和巩固;军政教长期三位一体,使必要的各级政权机构也未建立或健全起来;各自为政的顽症既使长远的战略方针无法制定与执行,又在战术上弃长取短,与敌人进行阵地战以保卫各自的山头,终被各个击破;至于军队的教育和整顿,更是这些宗教领袖力所不逮的。这一切决定了号军不仅无能力获得更大发展,而且无力抗拒敌人的进攻而最后失败。

第三、缺乏正确的政策。主要的有土地革命政策,与友军联合的政策,争取非教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策等。号军在占区内除实行了部队的屯田政策外,也将土地分给了农民,但具体措施如何还不详;与斋、苗友军曾经有过联合作战,但此联合并不广泛和有计划;号军被统治者目为“教匪”,一般非教群众和知识分子对之会有疑虑,如何争取他们的同情,特别是争取那些有政治抱负和治军理政才干的知识分子参加,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民间宗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要作好这一工作会有很大困难。从现有资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作过这方面的努力。

以上这些就是这次号军起义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导致了这次起义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这次起义又证明,宗教组织在起义的发动阶段具有某些或较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会愈来愈明显,它不仅不再能促进革命,反而会成为革命的负担。正确的出路是尽快地摆脱宗教的束缚,使军事和政治斗争及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是这次起义中应该得出的根本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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