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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孝文化渊源

一、从《长沙定王台联》说起

在古城长沙,有两处汉代留下来的名胜古迹:一曰贾谊宅,一曰定王台。贾谊宅尚存,并已修复,改称贾谊故居。传于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成了长沙一游览胜地;定王台在原浏阳门内,今芙蓉区解放中路高架桥东侧的长沙市图书馆旧址,其台基尚能觅到一片痕迹,馆后老巷仍名定王台,实际上已存台亡。贾谊宅确实有保存价值,贾谊的才华令人赞叹,其遭遇也令人同情。但定王台约建于两千一百六十年前,它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也不输于贾谊宅,而对于中华刘姓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发展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大汉都城

著名联家夏献云曾撰《长沙定王台》云:
舂陵之气信嘉哉!岂知东汉中兴,早已肇基在贫国;
贾傅有灵相见否?太息南湘不返,未有留待辅贤王。

舂陵,汉冷道县有舂陵乡(地在今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西北)。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刘发之子刘买为舂陵候,置为舂陵县;汉元帝时,刘买之孙刘仁徙封至南阳之白水乡(地在今湖北省枣阳县东),仍为候国,亦号舂陵。此联中指湖北的舂陵。刘仁带着堂弟刘回及其宗族迁居到了湖北的舂陵。这是长沙王宗族的第一次北迁。舂陵之气,指舂陵的天子气。《易》家的迷信说法,认为皇帝所在之处,天空中会有一种特殊的云气。王莽末年,有 语说“荆楚当兴,李氏辅之”,又有望气者说南阳有天子气。贫国,指长沙国。上联说,舂陵有天子气这种说法确实很美好,但怎知东汉中兴,早已在贫困的长沙国奠定了基础。贾傅,指贾谊。他曾被贬为西汉初年唯一的异姓诸侯长沙王吴著(一作“吴产”)的太傅。吴著在汉文帝后元七年去世,无子,封国被废除。就在这一年,文帝逝世,景帝即位。两年后,累帝封刘发为长沙王。因贾谊此前曾任吴著太傅,却过早地去世了,所以下联叹息他不能再返南湘,留下来再辅佐新的贤明的长沙王。

这副对联肯定了两点:一是东汉中兴,奠基在长沙国,二是长沙王刘发是一位贤明的诸侯王。

二、长沙定王刘发与定王台

刘发是汉景帝的第七个儿子。

刘发的出生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饰待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发。”这是景帝作太子时的事。他召程姬待寝,而程姬来了月经,不能行房,就把待女唐儿梳妆打扮一番,让她趁黑夜入待。刚好景帝喝醉了,不知已移花接木,就跟他作爱,使他怀了孕。事后景帝才发觉她不是程姬,等到生下儿子,就取名叫“发”,有“事后发现误幸唐儿”之意。只因这一“误幸”,才有了我们刘氏宗亲中最为兴旺发达的一支,等到他的第六世孙刘秀成为东汉中兴世祖光武帝,更成了汉王室中最尊贵、最重要的一支。

可是,当景帝之世,由于他母亲地位低微无宠,他也不受重视,名义上还得认程姬为母。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他被封到低湿贫困的今湖南省溆浦县以东、衡山县以北的人烟稀少的狭小地区作长沙王。而与他同时受封的河间王刘德、临江王刘阏、淮阳王刘馀、汝南王刘非、广川王刘彭祖(后改封赵王)则全都封在人烟稠密、富庶发达的中原地区。在刘发受封以后的110余年里,长沙王宗族一直默默无闻,却不显山、不露水地繁衍壮大。直到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他的曾孙刘仁、刘回才率湘南宗族北迁至南阳白水乡。

纵观西汉,从高祖刘邦至汉平帝共历12朝,所封的诸候数以百计,但大都骄奢逸,丧伦失德,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被贬谪,遭废黜,被斩首的为数不少。倒是这位不受宠爱,不被重视的长沙王虽然无所建树,却也不敢骄纵,得终天年。其王位代代相传,也没有大的劣行见于史书。刘发死后谥曰“定”,定者,安也。这也说明他安于本分,在位其间长沙国是安定的。其子孙也继承了他的做法。

刘发是个聪明人。公元前142年,景帝去世的前一年,刘发去长安向景帝祝寿。景帝让刘发上前献舞。刘发“但张袖小举手”。众人讪笑,景帝也觉得奇怪,就向他询问。他答道:“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景帝闻言,心生歉意,觉得亏待了他,就下诏将武陵、零陵、桂阳三郡划归长沙国。这样,长沙国辖区就扩大到今湖南全境及邻省的部分地区。须知这是在景帝大力削藩之后的一次反常行动,这说明景帝对刘发是放心的,也表现了刘发富于心计。

刘发的孝思更传为千古佳话。相传,刘发从临湘(今长沙市,长沙国都城)运送大米去长安,命送米者再从长安运土回到临湘,选择城东高地筑台,以便时刻登台眺望生母唐姬墓。临湘距长安在1500公里以上,运土筑台之说难以令人置信。但他筑台望母都是事实。这是一座思亲台,寄托了他深沉的孝思。刘发死后,被称为定王台。据《太平 宇记·一一四·潭州长沙县》又名定王庙、定王冈。

三、从定王台引发的思考

尊重历史,解析历史,珍惜古迹,阐发古迹,是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的所有后来人的神圣职责。对于我们中华刘氏的后人,珍惜我们刘姓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名胜古迹,继承发扬我们刘姓祖先的优良美德、优秀传统、尤为重要而迫切。

定王台,一座小小的思亲台、望母台,已湮没于今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的汪洋大海之中,它消失了。对于丝毫不懂历史的人来说,当然不会感到惋惜。确实,在今天的现代化都市中,它不会显得华丽,也不会显得雄伟。然而,它有文化底蕴,有历史价值。因此,我们不能不为它的消失深感惋惜。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一定要把保护文物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那么,对于已经湮没、毁坏的名胜古迹,我们该怎么办呢?在寸土寸金的长沙市,它还能有幸占得一席之地吗?我们能让它原貌重现于世吗?恐怕它的原貌如何,我们也无从得知了!

东汉中兴“早已肇基在贫国”,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基”是什么,即东汉中兴的基础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会在“贫国”“肇基”,而不是富国、大国。

这“基”是什么呢?就是人才。王莽政权建立仅仅十余年就覆灭了,除了他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人心思汉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长沙定王刘发这一支汉室宗亲中孕育了一大批英雄豪杰。当王莽篡权之时,刘发的第五世孙如刘 、刘茂等,等六世孙如刘寅、刘秀、刘祉、刘嘉、刘仲等已经成长起来,刘寅、刘秀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刘寅自新野率宗族子弟七八千人起兵后,首战失利,而对王莽的十万精兵,他联络王常的下江牟,巧袭蓝乡,在黄淳水,大破王莽军,斩其主将,歼敌两万余人,接着又于育阳大胜莽军,使王莽大为震惧。刘寅被更始帝杀害后,刘秀又崭露头角,在决定王莽覆亡,东汉中兴的昆阳决战中,他的军事才能与英雄气概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亲率十三铁骑突出昆阳求来援兵后,又亲属三千精兵猛冲敌军中坚,突入敌阵,杀死王莽军主帅之一的王寻,终以万余兵力大败王莽倾巢而出的四十二万大军,歼其主力。这一战成了中国历史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在东汉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刘氏宗亲前仆后继,英勇壮烈,刘秀的祖公刘元、二哥刘仲就死于首战之中。当然,东汉政权的建立,离不开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的浴血奋战,也不能抹杀其他刘氏宗亲中的优秀人才,如名列云台二十八将的刘植等人的作用。但地封贫国,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长沙王这一支宗亲中突然涌现这么多杰出人才,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从来富贵骄人,富家子弟多纨绔。或许正是刘发这一支汉王室宗亲因为生活在贫穷落后的环境中,又因不受宠信,而没有养成骄纵的恶习,反而在艰苦环境下受到了磨砺吧。

汉代标榜以孝治天下,认为孝道是“至行”“大伦”的体现。就是“愆乎至行,浊乎大伦”(见《后汉书》卷十四《四王三侯列传》,即是说,不孝就亏损了最高的德行,混乱了人与人之间至高无上的伦理关系。《孝经·五刑》上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据考证,《孝经》成书于汉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五刑三千条,不孝罪最大。故自汉惠帝始,汉代皇帝的谥号前均增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汉代对有孝行的人特别奖励,光武帝族叔刘歙于建武十年去世,其子临川王刘终“居丧思慕,哭泣二十余日”而亡,光武帝以为孝心可嘉,二子皆封侯,对民间有孝行者,自汉武帝时始,设立了汉代选举官吏的两个科目,即举孝、廉。孝,指孝子;廉,指廉洁的士人。以后合称孝廉。在汉代,孝行昭著的人可以被选拔担任官吏。这样,在汉代就形成了崇尚孝道的良好风气。而定王台,就是一个表达孝思,崇扬孝道的生动例子。对地位尊崇、身份显贵者表达孝思,也许不足为奇,甚至还可能别有用心,而刘发对出身低微、卑贱的生母如此思念不已,则完全是真情流露,特别难能可贵,令人感动。对于我们中华刘氏的传统美德,亦即我们整个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如何大力继承和发扬,并使之为建立和谐社会而发挥作用。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而付诸行动的。

我衷心祈愿定王台能重现古城长沙,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去瞻仰,去缅怀,去思考,去探究,让中华刘氏的美德万世流芳,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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