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刘氏宗亲
我们都是一家人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祖地在何方,山西洪洞老鹳窝。

山西“洪洞”县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在中原和北方更可谓妇孺皆知。一个小小的县名,何以有这么高的知名度?这大概是因为:一是洪洞随“苏三起解”的传唱而扬名。二是随明初洪洞移民而被广泛记忆。

老鹳窝


在长江以北的地方,特别是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安徽等省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把洪洞做为祖居地,在这些地方以外的地方,也因这些省人口的外迁而也把洪洞作为寻跟问祖之地,如东北三省、台湾。洪洞大槐树对于这些地区的百姓来说,已经不是单纯对祖居地的一个记忆,而且把这种记忆演化成对故乡和祖先的怀念情节,紧紧萦绕在脑间心中,为中华民族心中留下了悲欢离合的一段记忆,常使人感慨系之。
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晋、冀、鲁、豫、陕、甘、皖、苏、鄂、蒙等地,甚至广西、广东、海南也有部分移民,南宁市卢家翎曾说:“《卢氏族谱》载:卢伯庄、平阳府榕木社人,郡在山西省洪洞县,清弘治年间举人,任广西北流知县,落业北流民安冲头村,生三子。至今子孙已有四万余人,遍及广西、广东、海南三省七县。”从明初至现在,在各个历史时期,昔日由洪洞迁出的移民,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等地区。例如明末吴三桂降清后,被封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清史稿·吴三桂传》),部下士卒大多是冀、豫、鲁健儿,他们大多是古槐移民后裔,多不愿附逆而散居各地。清军入关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空虚,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奖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顺治十年议准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这项政策,一直贯彻了几十年,从古大槐树迁出的人民,有相当部分再转迁到东北地区。还有一例,在国民党退居台湾时,有相当部分移民后裔移民台湾,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五卷第七期载:高阳齐如山先生写道:“吾族乃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省的军官重到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足见中国人念旧不忘本的心情之浓厚。”陈纪滢先生也写道:“北方多少代以来,一贯证明成祖燕王扫北后,把山西省迤西居民,迁徙至中原,以洪洞县为移民转运站这件事,互相转述,至今不衰,认为这是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一次空前大迁徙。”台北新店市张学亮先生给洪洞县政府来信说:“我的祖先是山西洪洞老鹳窝人,姓张。属于‘甜菜芽张’。据现今菏泽市地各志记载,我的祖先是于1368-1398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老鹳窝东迁至山东曹州府西北45里李庄集,后又东移二里建村,是为黎阳村。”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鞋小趾验甲形”。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等地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这一问题还待民俗学者、遗传学者深入研究。据说还有有些移民是被绑押解迁出的,路上如果需要大小便,必须让领队解开绳索,故至今这些地区上厕所仍说成“解手”。
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氏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一棵槐树;保定府西关谢德先开了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凤。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毫西名门。”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移民们迁往各地,因一村不准两一姓,所以兄弟之间为了相互照应,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至今仍有山东某地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

山西洪洞大槐树


(一)洪洞与洪洞大槐树概述
1、洪洞概述
洪洞历史悠久,其由来史志上说法纷坛,而较晚的县志上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雍正年间《洪洞县志》所载,春秋时期,杨、姬姓氏尚未确定.杨之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周衰,杨氏谮称侯号,曰杨侯。…。春秋时为杨侯国.属晋,这就是流传的洪洞县原为杨侯国的缘由。战国时属魏,后归赵;秦汉置“杨县”。隋“义宁元年,改徒杨县于西北十五里,为今洪洞县”。为什么叫洪洞县呢?“因有洪洞镇,故名。相传南有洪崖,北有古洞.镇得名以此。” 一种是民国年间《洪洞县志》所载,“杨侯故址,侯为周同姓。国后灭于晋,子孙迁署,以因为氏。……故址氏秦壁空崖。”同时又记载道:“周杨侯国,文王庶子.伯侨所封。……后灭于晋。”秦置墨扬县,隶河东郡。隋隶临汾郡,义宁二年更名洪洞,取县北洪洞镇为名。关于洪洞古镇,此志有较生动的记载:“洪建在县小雨门外.涧水之南。壁立百尺,逶东袤五十余里。郭景纯游仙诗所云拍洪崖肩者即此。”
洪洞属临汾。临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洪洞也成为山西之通衢要道。故而也成为移民迁出的聚集之地。
2、洪洞大槐树
洪洞县之所以出名,还和洪洞县的大槐树有关。据民国年间《洪洞县志》裁,“大槐树在广济寺左”。该广济寺为历代贞观二年历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往来香客不断。同时,这里又处南北要道,设有经站。传闻四方的洪洞大槐树就生长在广济寺,相传为汉代所植。积年累月,树大荫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老鹳在此筑巢垒窝,成为大槐树独特的一景。
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年间,屡移山西民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处,广济寺设局驻员,大槐树下发结凭照川资,洪洞移民就是从这棵大树下一步一步离开故乡,将大槐树视为永远的故乡。可惜年代久远,明代大槐树,早已和寺院—起毁于汾水,第二代大槐树也以枯萎,可喜的是现在第三代大槐树又已枝繁叶茂。民国二年,县人景大启、刘子林等,募资树碑,以志痕迹. 石碑—丈五尺,宽二尺四寸,碑冠篆刻“纪念”二字,碑阳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阴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并建有碑亭禾茶亭,有“誉延嘉树”,“荫庇群生”等匾额。还刻有诗作:“木本水源流泽长.依依杨柳认村庄,行人还里前踪记.遗爱深情比召棠。”现每年清明举办寻根问祖节,都吸引了大批移民后裔前往认祖寻根。

中国传统村落


(二)大槐树移民的背景与原因
1、元代残酷统治,农民起义不断,战争频繁,明“靖难之役”,造成北方人口剧减。
元代是封建社会一个最野蛮、最黑暗的朝代。为了加强蒙古贵族的统治力量,元朝实行以蒙古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地主和色目、契丹等族的上层分子.共同压迫与剥削各族另动人民的政策。为保持蒙古族的生活习惯河生活方式,变大片土地为牧场,又通过“赐地”的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农民失去土地,被迫去租种高地租的土地,农民对蒙古族政权越来越不满。元朝统治者还将各族人民强制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包括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南人(指南方汉人和其它各族人)。其中蒙古人地位最高,汉人尤其是南人地位最低。还明文规定:高级官吏很少由汉人担任,内外官府,“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商人贰焉”同时在刑法上、科举上,都从备方面限制汉人、南人。特别是不许汉人、南人藏兵器、田猎、习武、养马、祈神、赛衣,甚至不许集市买卖和夜间点订。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蒙古贵族还强迫汉人、南人转化为奴隶,动轨上万家。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公元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起义。同年刘福通在颖州(今安徽阜阳)起义。随后农民起义军芝麻李、赵均用等攻占徐州,郭子兴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南方彭莹玉(彭和尚)、徐寿辉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
元末明初,中原和长江流域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战争,大量人口死亡。
第一次是刘福通率领的两淮、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北部的农民十余万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惨遭镇压,失败告终。元军在镇压过程中,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过皆屠城,百姓“十亡七八”,连年的战争,中原呈现出“春燕回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凄惨景象。
第二次,是元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征战,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经年之间,凡战数百起。
第三次,朱元璋起兵两淮,南突北战,推翻元统治。连年的征战,绝。”“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烫以来,尽化为蓁荒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朱元璋回老家安微风阳,初建县时也谓:“地瘠民稀,萧萧数椭.仅同村落。不足以供一郡。”
第四次,便是明“靖难之役”。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杀掠无数,苏、鲁、豫、皖尤甚。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面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2、元代中原、北方地区灾害不断,大批民众死亡。
元末明初,中原一带,不但兵祸迭起,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
最严重的是水灾。据《元史·王行志》等书记载,元末至正元年到26年,几乎每年那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比如,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多至45.8万余户,河南仅存封邱、延津、登封、偃师几县。而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等地则是一片荒凉。同年五月.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八年正月辛亥.河决济宁路。二十三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屺城墙、漂屋庐,溺死甚众。26年2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八月济宁路肥西县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70余里亦如之。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囚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衬庄城邑多成荒墟。”连当时的一应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这种情况到明初仍不断发生,例如“成祖永乐14年(公元1416年)正月,怀庆、彰德府大水。五月。汉水涨溢,淹没州城;南平、将乐、沙县、顺昌大水;…六月,真定府、获鹿县雨雹。……七月.广信、饶州、衢州、金华大水,坏房台死人畜甚多;…邰光大水.荡舍,漂溺男女数万口…开封府十四州县淫雨,决黄河堤岸,没居民田稼,山东、邹县淫雨,暴水至,坏民庐舍212户:占化县雨,伤田禾;永平府久雨,滦、漆二河溢,坏民田禾庐舍。”
除水灾之外危害较大的是蝗灾。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18次,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饥荒。例如至正12年六月,元大名路的“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716980口”至正17年河南大饥。18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19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刘王杀其子而食之。山东、河南之孟律、新交、渑池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进入明初以后,蝗灾仍不断发生。例如.洪武八年,“河南彰德府安阳等县,北平大名府内黄等县蝗。 “大同太原二府暨山阴诸县雨雹,真定等府、平山等县蝗。”而“成祖永乐十四年……七月……卫辉府、新乡县、安乐州、通州及顺义、宛平二县蝗。”
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也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至明初永乐14年(公元1416)六月.还有“夏,浙江大旱,疫疠”的记载。洪武年间驸马都尉右柱国曹国公李贞曾上表朱元璋说他的身世:“继而中原兵起,室家无存。独携幼子,避难他方。寄迹于豺狼之区,奔走于荆棘之地。命危朝露,岂意生全。”可见当时兵患天灾之严重。
3、元末明初山西相对稳定,人口稠密。
在中原、淮河流域战事频起的时候,表里河山确实相对安定,呈现出难得的稳定,一是中原的农民起义在元军的镇压下很少波及山西,而是山西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利于人口的繁殖。自隋至宋,山西都保持每平方公里20多人的人口密度,在元初,由于战争人口密度降为3.5人/平方公里,元至正二十八年的人口统计为553938人,由于山西在元政权视为重要基地,因此战争很少波及,到明洪武十四年时人口达到了4030454人,人口密度又达到了25.8人/平方公里的密度。而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多30万人。

衣氏元朝枣林庄孝思碑遗址


明初移民的现实原因,黄有泉 高胜恩先生归结为三个:
1、发展生产、提高国力。
明朝初期,对于这种人口剧减,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明初统治者十分清楚,万分着急,朱元璋对此说的十分明白:“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不单最高统治者朱无际如此认识.几乎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无不有这种认识,地方和中央官员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发展生产,提高财力。如.早在洪武三年,郑州知州苏琦就提出“时宜三事”,其第三事即“垦田以实中原。”他指出:“十年之间,耕桑之他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天下。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恐日久围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肯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治牛种,及时播种,外与之置仓,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灾伤.踏验优免…”如此则中原渐致殷实.少苏转运之劳,流移之民亦得以永安田野矣。”
2、充实京师、巩固根本。
为防各地豪强做乱,朱元璋效法秦始皇、汉高祖,强迁各地豪强于京师。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十分坦白地告诉工部官员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联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充实北京工作。《明太祖实录》:“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海、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微州等府。……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之后,又多次迁徙山西的人民到北京近郊一带。
3、防守边疆、加强国防。
屯田戍边,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防守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屯田,指汉代以来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的荒废田地。历代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汉宣布时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是为军屯;三国时,曹***在许下屯田,开始由典农官募民开荒种地,此为民屯。应募的农民称屯田客,规定官给牛、种,收获官六民四,如农民自带耕牛则所获对分;至明代才有了商屯。明行中开法,盐商在边疆募民开荒种田,以所得粮草换取盐引.即为商屯。由于屯田组织***强,耕地面积大,能采用先进耕作法,所以产量—般比较高,因而能为期廷积集大批的粮食,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

(三)洪洞移民的规模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之人。根据《明史》、《明实录》的记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太原府辖州六县二十二: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临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平定州:乐平县;忻州:定襄县;苛岚州:岚县、兴县;代州:五台县、繁峙县、谆县;保德州;石州:宁乡县。
平阳府辖州六县二十九:临汾县、襄陵县、洪洞县、浮山县、赵城县、太平县、岳阳县、曲沃县、翼城县、汾西县;蒲县;蒲州:临晋县、荣河县、猗氏县、万泉县、河律县;解州:安邑县、夏县、闻喜县、平陆县、芮城县;绛州:稷山县、绛县、垣曲县;霍州:灵石县;吉州:乡宁县;隰州:大宁县、石楼县、水和县。
泽州辖县四:高平县、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潞州辖县六:长子县、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县、壶关县、黎城县。辽州辖县二:榆社县、和顺县。沁州辖县二:沁源县、武乡县。汾州辖县三: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
从现在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中等地区,太原、长治和晋城等市。可见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区是相当大的,除雁北地区外,几乎包括了整个山西中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今,叙旧告别,然后各奔去处。
仅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洪洞迁移活动达18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10次。洪武六年与九年曾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风阳”。洪武二十—年,往河南彰德和太康迁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后往河南迁民两次,总计3次。洪武二十—年,往山东临清、二十二年往山东东昌、先后两次迁民;二十二年,还从沁州往山东迁去自愿应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东迁民,往山东迁民共4次。往京师地区迁民共5次,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内蒙古、陕西等长城以北地区)迁民。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
杨安样先生曾对大槐树迁民史实做了整理: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它零星地区迁出。洪洞迁民共十七项,占明初迁民记载六十六项的百分之二十六。

现将洪洞古大槐树处迁民十七项分述如下:
1、《明太祖实录》卷110载:“洪武九年十一月徒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风阳屯田”。
2、《明太祖实录》卷131载:“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3、《明大祖实录》卷193裁:“洪武二十—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显少……*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豫)、真定(冀)、临清(鲁)、归德(豫)、太康(豫)等处间旷之地,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4、《明大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徒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5、胡广《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平、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督府柬事事李恪等渝其民愿徒者,验丁佃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渝”。
6、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给山西民兵十万人,钞各三十锭,令量牛屯田。
7、《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遗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8、《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柬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恰等往谕山西民愿徒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
9、《明大祖实录》卷236载: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谴使救晋王桐,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10、《明太宗实录》卷21载:“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等处境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11、《明太宗实录》卷12下裁: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出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12、《明太宗实录》卷31裁永乐二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13、《明太宗实录》卷37载: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京。
14、《明太宗实录》卷40载:“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史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15、《明太宗实录》卷49载:“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由西之平阳、泽、澜,山东之登莱好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六斗”
16、《明太宗实录》卷103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17、《明太宗实录》卷106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本处地孬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之二
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鼎南京建立政权后,为巩固统治、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有一条便是“移民垦荒”,而元末的社会经济状况则成为这一政策实施的主要背景。
元朝末年,频繁的战争使中原地区人民死伤无数,河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之已十亡七八,一些名城大邑亦人烟稀少。同时各种自然灾害也接踵而至。黄河、淮河多次决口,致使中原因地被淹,庐舍遭毁,百姓死亡不计其数。《元史·五行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因此朱元璋的“今日之急务”便是辟田地、增户口,他先后采纳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总监宋纳等人的建议,实行“移民垦荒”政策。
由于蒙元在山西统治时间较长,与南方相比,元末战事相对较少,经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使人口得以繁衍。特别是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比较安定,外省难民大量涌入,于是形成了“地狭人稠”的局面。①据1381年(洪武十四年)统计,山西有4030454人,约相当于同时期河南、北平的 2.1倍(河南 1891087人,北平 1893100人),因此成为移民的主要迁出区。
山西移民的集散地在今洪洞县大槐树,故后来一说山西移民就提起大槐树。其实,移民并不是只移有大槐树的洪洞县人,而是将山西各个地方的人都集中在这里,然后再迁往全国各地。因此,尽管现在有许多人称自己是大槐树移民,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大槐树人,而是将他们的迁出地“大槐树”作为一个象征和标记。
那么,为什么将移民集散地选在洪洞大槐树呢?首先,地理条件优越。洪洞地处山西中、南部交界处,位于太原与平阳之间,且濒临汾水,地位适中,交通便利,水陆兼可。其次,晋南地区土地肥沃,经济发达,可解决每次迁民的食宿问题。第三,迁民的历史久远。据史料记载,洪洞迁民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宋时候。《新安县志》载:“王庄王(氏),南宋时由山西洪洞迁河南新安下石井,洪武初王十三始迁王庄”。②河南《修武县志》云:“东于村张(氏),系宋理宗时由洪洞迁修武”。③如此久远的历史渊源使统治者极容易考虑到从洪洞迁民。
移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方强迫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由于迁徙之苦非寻常可及,再加上山西人民历来受“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非在本地实在生活不下去不迁,故又以前者为多。每当朝廷诏书一下,山西中南部被迁之民从四面八方赶到洪洞大槐树下,树旁广济寺里驻着朝廷的派员,为迁民登记造册,发放川资凭造(亦称迁移勘合,即迁名排的费用和证件),经户部编入里籍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兵士押解送交迁入各州县。对那些不愿远离家乡的劳动人民,押解的军士用“械系”(身带枷锁)的办法将他们押解上路。迁徙的痛苦可以想见。有时迁三四次还不能安定下来,满路尽是孤儿寡妇的哭泣号呼之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的迁民屯垦活动,就是一部人民抛家别里的血泪史,艰苦创业的垦荒史。
对自愿迁徙的民户,政府是极力支持的。1406年(永乐四年),“湖广、山西、山东等都县吏李撤等二百四十人言,愿为北京民,(永乐帝)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①1417年,山西喜平阳、大同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府、州、县民到京师上言:“本处地烧且窄,屡不登,衣食则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今河北广平县)、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南宫(今河北南宫县)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从中踢以看出田地贫瘠、面积狭小,不能供应这么多人口生活,所以他们提出迁移要求。不久即得到政府允准,许今山西民分丁于北京、山东、河南等处屯种。有的人不但自己愿迁,还充当政府的说客,招募人屯种,1399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今山西沁县)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金事徐理分田结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③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此外,还有因其它因素造成的迁移,如 1373年九月。山西北部遭到残元势力袭击,“迁当地八千余户于中立府(今安徽凤阳县屯种)”由于残元势力的骚扰,战争的破坏,使得政府不得不将民户迁往安定地区。
明代大槐树移民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洪武、永乐时期,其特点是规模大、次数多、范围广,从1373年到1417年的44年间,共组织迁民18次之多,约60万人。所迁之民为平民,无田无产之民、马步官兵、流民、罪囚贫苦民众。第二阶段为永乐以后,政府仍不时组织民户迁移,如河南《修武县志》载,“府城村王(氏)明中叶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到1931年繁衍23世。但是,其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都不能与前一阶段相比。从大槐树迁出的民众,被迁往河南、北京、山东等11省277县(市)地广人稀之地。其中以南省为最多,63县,北京、河北次之,56县,山东52县。①从《修武县志》氏族表亦可看出种状况,其时修武县共297村,明代从洪洞迁人修武县的有69村,约占1/4。②可见大槐树移民在河南分布的范围之广。
这些人到达目的地之后,当地官吏将他们编成里甲固定下来,称为“屯”。嘉靖时人王并说:“社为土民,屯为迁民,皆永乐间迁南人填实京师者”③在河南汲县郭全屯发现的明朝迁民碑中记有“李亨屯”,“李源屯”,“柳正屯”等名称。现在北京郊区仍有许多以山西州县命名的村落。如大兴县境内的长子营及附近的霍州营、屯留营等,顺义县境内的稷山营、夏县营等,这里的营是军队屯田的组织单位,也是前面提到的迁民中有马步官兵的明证。这些人虽然迁过去了,还将故乡的名字带到所迁地,以示不忘故乡,反映了他们对山西、对大槐树的眷恋之情。
移民不是为移而移,而是为了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解决生计问题。因此,他们到了所迁地后,在官吏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单位进行生产性劳动。政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耕种用的农具由政府提供,耕地由国家授给、甚至减免赋税,授田的原则是根据了口数量多少,但各地有差别,50亩、80亩不等,也有的州县不限土地,河北故城县即是一例,“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田数无定额”。④1403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对迁往北平各府、州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子种,五年内免征其税”,⑤1416年十一月,对迁往保安州(今河北张家口)的民户“免赋役三年”。⑥
明代大槐树移民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长时间、有计划、大规模、大范围的移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有利于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量的人口被迁往各地,同当地民众一起辛勤劳动。共同开发,使大片的荒地被开辟出来,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后军都督佥事朱荣上言:“东昌(治今山东省聊城市)等三府屯回迁民五万八千一百二十户,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棉花二百四十六万斤。”⑦明永乐间设置的隆庆州(今北京延庆),由山西等处移民屯种,经过一段时间,生产有所发展,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繁荣景象,当时负责此事的官员赵科写下了当地的变化,“予自永乐十二年冬钦奉上命,待罪塞垣。是时隆庆州民未到,惟本州官吏穴居野处,左右四顾、荆棘萧然,鬼哭狼嗥,不胜悲惨,将谓其事落,难成,不获捕其过矣。岂意不到二、三年间,民益日广,相与披荆棘,除草莱,立成街市,渐至人烟繁多,百货骈集,野有余粮,民无菜色,于是化忧为喜,易悲以乐,皆赖朝廷洪福,州官勤劳,百姓效力,以致如斯”。①其次,调节了各地区人口不均的状况,减少了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的财力。物力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某些地区行将出现的社会混乱问题。此外,移民还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经验得以广泛推广。对巩固边防,稳定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总之,明代大槐树移民是一次成功的移民,在我国人口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之三
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黑黑的老鸹又名乌鸦,在乡人眼中,向为不祥之鸟。先祖怎会住在名叫老鸹窝的地方呢?那首“大槐树下老鸹窝”的歌谣,竟流行于大半个中国。那么多的百姓,以洪洞一县为发祥地,以老槐一树为遗爱品,实为千古之奇, 而这一切都应源自于大移民。
山西洪桐移民的原因
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 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炆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炆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却达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
大迁徙的传说
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
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
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
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可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最早发现古槐有着神奇凝聚力的是洪洞贾村人景大启。清末,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任散厅官吏,景善交游,聊城、济南均相稔熟,所到之处,上至官吏下至平民,当知景是洪洞人时,便让梨推枣,斯抬斯敬,三茶六饭,洁樽款待。是时,洪洞人刘广林在山东长山任官吏,也深感移民后代对古槐的一往情深。景、刘相商,起议筹建古槐遗址,很快在曹州和长山募得纹银三百九十余两,寄回洪洞托人筹建。这便有了可供寻根人前来凭吊的刻有“古大槐树处”的碑亭一座,也有了供游子品茗怀乡的茶室三间。
恰在这时,又发生古槐庇荫洪洞百姓的事件,顿使洪洞黎庶对古槐遗址奉若神明。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城县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接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进逼山西革命军。卢率军沿古驿道南下进攻临汾,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张煌故里赵城县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玑上书袁世凯及新巡抚张锡銮时,叙述了卢军的残暴:“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冰雹猛雨,无比遍及……三日后,终载而南去也,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军洗劫后的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籍笥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籍图画无整幅,墙壁倾圮,地深三尺……”卢率军进入洪洞,仍下达“半天不点名”之令,暗示仍可抢掠。然军中士卒来到古槐碑亭前,便下马罗拜,长跪不起,并将一路抢掳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原来卢军士卒多为冀鲁豫籍,这些古槐移民的后代互相叮嘱,古槐树下如再行伤天害理之事,愧对祖宗。士卒中的他籍人,见军中槐裔势众,也不敢造次……乡土情结真是一种连哲人也难剖析的复杂情感。此刻,这些野蛮的生命,竟在乡土面前收敛起荒唐的灵魂,乡土唤醒了他们并没有泯灭殆尽的良知!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一份资料中看到,今天,自称知道祖辈是来自山西洪桐的人有2亿中国人,包括500多个姓氏,500多个县市。
“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千年的荆楚大地上,为所有的华夏子孙奠定了思乡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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